“失独”父母群像：最害怕过节 抱团“躲年”家人无法团聚很是伤(2)

【标题】“失独”父母群像：最害怕过节 抱团“躲年”家人无法团聚很是伤(2)—王勋

　　镜头临时停在这个涕泪淋漓、长满一排胡渣的中老年男人脸上足足几分钟，对于意外出现在剧里的一幕，王卫国说自己至今不敢去看。无奈：“想换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2011年9月，王卫国的儿子因在网吧上网时意外昏厥、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离开人世，得知儿子噩耗的那一刻成为了王卫国一生的分水岭。回想儿子去世后的五年，王卫国说是死去活来的五年。与几乎所有失独者的感受一样，他最怕的是过节，一切节日里铺天盖地的热闹只会让他心生空落，“一到圣诞节，就会回想起当年跟他一块过圣诞节的情景，我和孩子他妈带他出去玩、给他买东西，一块哄着他高兴，现在偶尔走到中关村电子城，猛然看到一处地方，是儿子当初跟我一块来买软件的地儿，心里就马上反应过来了，难受”。在王卫国的心中，儿子就是自己形影不离的哥们，“我们老出去玩，他逗我玩，我也逗他玩，那会儿我骑摩托车载着他，去中关村、颐和园、圆明园，他就喊‘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我说‘快什么呀，注意安全’！”“他爱玩电脑，甭看那会他刚十几岁，photoshop、绘声绘影等各种工具玩得可溜了，我有时候自个搞不定就问他，”说起儿子，王卫国的语气里尽是一个父亲的自豪，“我们上了年纪，接触电脑还是慢，要是弄着弄着出问题了，就想儿子呢？
　　咯噔一下，不敢往下想了，当初有一阵，不自觉总喊出声‘儿子，过来’！我就知道完了。”也许是因为后继无人，王卫国的生意也少了生气。王卫国告诉京华时报前街一号记者，他自己研究了一款磁吸搭扣式汽车纱窗，“品牌也注册了、专利也有了，现在市场需求也不少，但干了半截，很辛苦，最后也不知道把产业给谁？”与一般公司不同的是，这是王卫国一个人的公司，他只靠自己完成了公司注册、产品设计、样品制作等所有工序，“我不招员工，其实应该要招员工的。”“自己做老板，也是一种无奈吧。”王卫国深知，失独群体的心情不易稳定，而到别人的单位上班，就必须量力而行，“自己能不能正常起来？能不能把责任负起来？”王卫国如此拷问着自己，“挣工资的人，你顶一个摊，就得对人认真负责，做的事情不能误事，如果心情不好，强挺着去做，容易造成工作闪失。”
　　王卫国发现，身边有些失独者干不了多长时间，不是辞职就是被单位辞掉，“自个干点事，不受人约束，今儿心情好干点，明儿心情不好不干。”生意场中保证人脉才能保证财脉，为了维持生意，王卫国有时不得不强迫自己跟社会接触，而这个过程对几乎切断社会交往的失独者来说却往往是进退两难，“像我们这样的游离态家庭，出去人家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猜测、会闹矛盾，于是又不敢出去接触人了，还得憋在家里头，但是憋在家里头、不出去接触人，就做不了业务。”即便是一个人的公司，王卫国依然要缴纳残保金，而他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其实也是残疾人，只不过是心理残疾。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尚善”）创始人叫毛爱珍，她在儿子尚于博因抑郁症离世后，也成为了一位失独母亲。她从自己的切身体验考虑，在所谓社会功能重建上，并不建议失独群体一定要融入社会，“让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喜乐就不错了，非要跟社会上的其他人在一起，在一起说些什么好呢？
　　你和他们已经没有交集的语言点了。”毛爱珍坦承，儿子出事后，她断绝了和原来小学、中学、工作单位的全部朋友的来往，生活圈子、社会关系结构全都变了，就好像从南方到北方。有时她仍会被拉入某个旧群，尽管理解朋友的好意，“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适宜这群人，群里讨论‘今天我儿子结婚了’、‘明天我儿子要找对象了’、‘我孩子要生孩子了’，你说我在里面干嘛？是点赞？是恭喜？这不现实，现在我保护我自己，不受到伤害，不是别人要故意伤害我，我现在的境况就是处处受伤害。”“跟他们聊的话题聊不来了，往往他们聊的话题是最刺痛我们的，”接受京华时报前街一号记者采访时，失独母亲李碧玉叹了口气，“我现在的朋友圈，把以前的同学、同事，几乎都屏蔽了，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状态。”2011年，李碧玉的儿子车祸离世，随着儿子的离开，丈夫也与自己离婚，她一个人从内蒙古呼伦贝尔来到北京打工，“想换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家里，每走到一个地方，每遇到一件事情，都会勾起你以往的回忆，特别伤心。像我们这种情况发生后，跟周边的人都不讲，就默默地搬出去，走了，就慢慢把自己隐蔽起来了。”有媒体曾报道，失独家庭的离婚率占一半以上。由于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纽带，当孩子离开后，原本稳固的家庭三角结构就失去平衡，巨大伤痛之下，双方也容易成为刺激彼此的伤痛记忆，同时，夫妻双方若一方尚有生育能力而另一方已无法生育，夫妻关系也很可能因此解除。
　　“女性绝育年龄比较早，有的人愿意放下对方，让丈夫出去再找一个人、要一个孩子，包括女方也有这种权利。但是在这种群体里，好像有这个行为或有这个想法就是一种罪恶，整个群体就会看不起这个人、排挤这个人，认为TA薄情寡义。实际上，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让对方走出去，是一种大度，没什么不好，只是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说的话不同。”王卫国感叹，“有时候各奔东西了，也是好事，但是分开以后也不见得活得那么好，毕竟和原配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有情分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现在到这地步了，索性顺其自然、没必要强求了。”除了离开伴侣会遭受的道德谴责，离开孩子就不应该快乐的思维定势成为失独者的精神桎梏。平日里，毛爱珍总会劝慰身边的失独群体：“我们已经这么苦了，就没必要再给自己添苦恼了，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心结打开，行走于天地之间、体味各色人生，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尽管坚强背后仍是苍凉与无奈，但唯有如此，才是对逝去孩子最好的缅怀。
　　2015年冬天，毛爱珍在南极度过了她的圣诞节，站在冰天雪地上的她举起一面写着“关爱失独·暖心行动”的白色旗帜，在天地间留下自己奋力一舞的潇洒身影。不过就算逃离了故土，逃离了处处都会触景生情的熟悉过往，却逃不过陌生城市里猝不及防撞入眼帘的相似身影。当李碧玉走在街上无意间看到与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时，最初几乎一眼都不敢看，“心痛，现在好些了，有时看到像自己的，很想去抱一抱，心里很难受，但是老看怕人家孩子误解，真想过去，牵牵他的手。”救赎：孤岛与孤岛之间建立了链接初来到北京时，李碧玉很孤单，希望在周末为自己找点事做，便在网上搜旅游、户外、跳舞等各类qq群，偶然在自动弹出的群推荐里发现了一个失独群，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了“失独”两个字，从前她并没听说过“失独”的概念，也不知道在自己之外还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群体。“加了进去，特别激动，一开始憋了满腹的话想说。我上班的时候肯定不能给领导看见，就偷着聊，偷着流眼泪。”李碧玉回忆，“加了群以后，群里发通知，希望组织大家一块过年、吃暖心年夜饭。”作为外地人，李碧玉担心自己不能参加，但最后还是报上了。孩子离开后，李碧玉已不再看春晚，春晚里反复出现的“阖家团圆”都是刺激她伤心之处的敏感词汇，“不愿意看到那种太欢乐的场合。”
　　而同命人的聚会如星火燎原，孤岛与孤岛之间建立了连接。同命人是失独者之间的叫法，陌生的同命人往往初逢便相互抱头痛哭，彼此以家人、兄弟姐妹、后天亲人相称。李碧玉记得，自己哭得最百感交集、最狠的一次，是在内蒙古参与“大地妈妈”易解放组织的公益植树活动，“见到了易妈妈、毛姐姐，感觉找到了归宿。”在身边榜样的大爱感召和浩瀚沙土的大自然作用力下，李碧玉觉得自己正是在那一次走出来了。2012年10月25日，由毛爱珍担任理事长的尚善成立，专事抑郁症防治和失独群体精神关爱领域，至今已持续举办了系列相应群体的集体活动。“很多时候毛阿姨都会用自己的经历去劝说，因为她最清楚这帮人，如果是我去劝说，他们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可是同命人劝说，首先第一句话就会说——我和你是一样的。”尚善关爱失独项目专员辛欣告诉记者。2014年底，同年8月失去儿子的赵存志接触了尚善，儿子的离世诱发了他的抑郁症，“那时候就是每天天崩地裂的感觉，活着也不知道干什么，吃不下饭，觉也没法睡，昏昏沉沉，就那么躺在床上，一天一天地迷迷糊糊。”每时每刻，赵存志的脑海里都是儿子，“儿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已经深刻固化进我的脑子里，只要外部有一点信号，思绪就会泛滥而出。”
　　看到陌生的小情侣，赵存志会想到自己的儿子；看到周围的小孩，他会想到儿子小时候的样子。静静地坐着、发呆，几乎占据了他一天中大多数的时光。在毛爱珍的推荐下，赵存志每个月固定地去北京安定医院找精神科主任姜涛开药并预约好下个月的诊疗。现在，赵存志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一包装了7种药的塑料袋，52岁的他头发已近乎发白，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影响，他的体重比以前多了几斤，脸也明显发胖。赵存志坦言，孩子不在，压在身上最重的石头就是孤独感，感觉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如果不是因为在尚善参加各种活动，正确认识到抑郁症并认识了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群体，自己完全有可能会有想不开的一天。“见到这么多同命人，大家可以敞开心扉地去说压在心里的痛苦、怨恨，并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孤独感。”
　　平时，赵存志常常和同命人在市里聚会，坐下来聊聊天、吃吃饭、喝喝酒，他也发现自己的妻子只要跟同命人在一块，就相对轻松愉快，而只和他在一块时，仍然会哭、想不好的事情、怨天尤人、感叹命运不济。辛欣观察到，即便是在同命人聚会上又唱又跳、玩得很high的老人，回到家里又是另一个样子，“在这里人前欢笑，背后还是悲伤。”带领失独姐妹们一起练空行禅的李碧玉很早便发觉自己的笑并不自然，“我曾经遇到一个会看面的，说我们的笑跟别人的笑不一样，我们的笑是伪装的笑。”“人就像向日葵，正面永远明媚鲜亮，背面却将悲伤隐藏”，这是她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深夜一想到儿子时，李碧玉便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在房间里总会低声啜泣。尽管情绪会反复，但是失独者之间的抱团取暖却已是照亮黑暗里的火苗，漫长余生的步伐从踽踽独行变为了砥砺前行。“我们不再专门去找志愿者，他们自己就是志愿者，”辛欣向记者表示，“很多大学生志愿者来，干了一阵，走了，再也不来了，从此失去联系了，老人刚刚与其建立的连接则又要失去，虽然活动继续，但忽然走了又来一新人，老人心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在辛欣看来，不断地建立与中断连接，对上了年纪的失独者其实是一种二次伤害，如果大学生只是为志愿而志愿，不能保证长期稳定地与失独老人连接，不如不介入。对此，一位曾在尚善为失独老人提供过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向京华时报前街一号记者表示，延续性与专业差异性相关，“经管类、理工类的大学生志愿者可能更强调指标，我们专业的则更强调建立关系。不管是针对失独群体还是其他人群的一些社会机构，可能一听到‘大学生志愿者’、‘实习’这种字眼，就觉得他们跑来可能是为了混个时长、盖个章、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其实是对‘实习’这个词的污名化。
　　我们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不光是为了完成论文，也是想通过论文得到实践性经验，以后能真正帮助他们。”在尚善的聚会上，失独老人们自己担任了自己和同命人的志愿者。他们亲自动手包饺子、切蛋糕、分水果，平时，他们在微信群里互相嘘寒问暖、分享节日祝福。在毛爱珍的带领下，老人们成立了书画组、腰鼓队、音乐组等多个兴趣小组，互相切磋技艺、充实生活。失独母亲玫瑰报了老年大学，每周固定地去上二胡班、国画班，并把作品拍成短视频，上传在一款视频App上。赵存志向同为失独者的毕可鹰学习了萨克斯，重新捡起了他大学时的音乐爱好。李碧玉称自己喜欢舞蹈、旗袍走秀，在学习了空行禅后没事在家也打打坐、站站桩，以消磨独处的时光。老人们的心愿是将来能和同命人群体一起养老，“不然每到过年过节，人家儿女来看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心情，人家有儿女的老人高高兴兴的，我们孤苦伶仃的，”李碧玉说。目前，北京市已有第一家专收失独老人的养老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五福”），据报道，五福拥有床位450张，先期为失独老人提供50张以上的床位。然而，相较北京市已过万的失独老人数量，仅靠五福的承载力显然还远远不够。据人口专家估算，我国目前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
　　随着年关将近，失独老人正期待着属于同命人群体的年夜饭。“我们来就是为了吃一顿饭吗？真的不是，就是为了彼此见一见、说说话、温暖一下，”失独母亲朱红称自己如今对毛爱珍曾说的“助人自助”感触越来越深。“毛姐也是疯狂，拼命做这么大的事，自己的钱不拿去旅游，却给大家花，组织我们这帮人上课、做心理疏导、一块做游戏，这不沾亲不带故，外人看来这不就是疯了吗？其实，她表面上安抚别人，从中也是在给自己的内心找点有益的寄托。”王卫国分析道。采访中，“躲年”是失独者群体私下常会表露出的词汇，“不爱过节，越是过节，外面鞭炮声越噼里啪啦响，我们越受刺激，”一位失独母亲告诉记者，“如果有组织将我们同命人凑在一块过年，我们哭也好，笑也好，我们是一样的，不受外界干扰，会感到多点暖意。”漂泊：不可预知的过去与未来为了能让失独者在最难独自熬过的大年夜里互相抱团取暖，2015春节，尚善“关爱失独·暖心行动”首次推出暖心年夜饭活动，然而那也是毛爱珍记忆里最难的时候，“微信群里的通知一发出去，第二天派出所的电话就来了。”
　　由于失独群体被当作维稳对象之一，民间抱团取暖活动的组织也需克服各种不确定因素。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对于失独者来说，未来与过去一样都是既不可预知又不可控的飘渺。55岁的方晓在儿子去世后连续吃了两年的药，几次想尝试再生育，结果都失败了，“这次怀孕已经3个月了，又出血了。”尽管失独姐妹们劝她，真的想怀，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情绪，在过度悲恸的情况下身体内分泌都是失调的，但是方晓依然执着地想再要个孩子，失去孩子的她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面对未来不知是否会到来的孩子，方晓内心充满了矛盾，“我也挺恐惧孩子的，害怕。”即便是成功再生育，对于这群特殊的父母来说，孩子稍有风吹草动，他们的担心势必比普通父母要多出十倍百倍。未知的风险鞭笞着这群徘徊中脆弱的父母，有些人犹豫挣扎了一两年后，便也错过了最后的受孕机会。除此，一旦失独父母再次拥有孩子，就不再属于失独家庭，于是被排除在失独政策之外。为此，近百位“失独再生养”人士曾于2016年7月4日赴京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表达诉求。2016年12月20日，又有5位“失独再生养家庭”代表向卫计委要求兑现此前承诺。
　　截至2016年12月21日，卫计委首次给出了一份书面回复，称“将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论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不断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关怀政策”。医疗、养老、精神关怀，是始终摆在失独老人面前的三大问题。生病是他们最难熬的时候，“反正头疼脑热，我是不会去医院，能撑多久撑多久，撑不了就自己想办法。”被问及想的是什么办法时，李碧玉长叹了一口气，“就速速解决掉自己呗。”王卫国把自己这群人形容为黄土已经到脖子的人，“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也差不多知天命了，就盼着自己早一年……反正哪天有不测了，也少受点罪、少受点痛苦，也不给人找太多麻烦。你想将来要是一生病，肯定得找麻烦，即使有人照顾，不是亲人在旁边，也感到悲哀啊，那都是活一天看一天。”除了没有亲人的陪护，失独老人在住院、手术等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没有子女的他们总难免遭受雪上加霜的打击。据媒体此前报道，海淀区卫计委为区内80周岁以上老人和失独家庭老人免费安装了“一键式”家庭医生电话机，共覆盖5万余户老年家庭，如果老人遇到突发疾病，可按下“急救键”，系统会在几秒钟内将老人的具体地址、过往病史等信息自动传到999急救中心，进行急救。
　　这种方式能否在更广的区域推广，值得期待。想念孩子时，李碧玉会买上一束鲜花，到海边坐一坐、看一看。和不少失独父母一样，她没有按照传统习惯给孩子立碑、立坟，而是采取了海葬的方式，“一是当初听人说，孩子还没成家没有后，最好不给他立碑、立坟，再一个，假如立了坟、立了碑，我在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往后我不在了怎么办？”据民政部规定，墓穴的使用期限为20年，到期必须续租。王卫国担心，要是自己20年后不在了，不能按时为儿子续租，儿子的墓也就成了无主墓。他希望，未来的政策能够让失独父母拥有提前续费的权利。现在，王卫国已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为儿子、母亲、自己和老伴安置好了家族墓，“其实，从咱们国家传统观念考虑，还是入土为安好，不主张海葬。人活这一辈子很不幸，扔到大海里，还在波涛汹涌里那么反复折磨、翻来倒去、永不得安宁，不利于心灵的沉淀，入土吧，从哪来哪走，化为泥土、归为自然了。”望着阴天的窗外，王卫国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殊年代下促成的特殊群。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一胎化政策在全国推行。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行全面二胎政策，标志着持续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政策带来的不幸需要时间去消化掉，随着我们这一代人老去，一旦彻底老化，失独问题也就消失了。谈及对未来的期许，赵存志说：“就是希望能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已经不可能有过多的理想追求，安安稳稳地过就行。”他特别强调，“安安稳稳的意思就是，身体也安、心理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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