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涉枪获刑老太之女：很多人想借机推动修法 他们的想法是否可(2)

【标题】天津涉枪获刑老太之女：很多人想借机推动修法 他们的想法是否可(2)—王勋

　　而如今，媒体高密度的采访与报道，让她感觉到压力，担心惹怒一些人从而连累家人，“还有很多人想借我母亲这个案子来推动枪支认定标准的修改，我怕我承受不了这个重负。”1月2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这位身材小巧、带着黑框眼镜的姑娘忍不住哭泣。“祸从天降”27岁的王艳玲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先在一家五金厂做采购工作，母亲在2012年的时候与父亲离婚了，一年后来到天津打工，经王艳玲介绍在五金厂里做饭，工资一个月1800元。半年前母女二人搬到天津河北区一处破旧的厂区自建房里，月租300元，房间不足10平方米，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柜子，这里距离天津市区的摩天轮“天津之眼”约两三公里。王艳玲说，晚饭后的几次遛弯，让赵春华发现“天津之眼”下面的“打气球”生意还不错。适逢一位老汉想要转让射击摊，她便以2000元的价格，将三轮车、“枪”、奖品娃娃、木板等摆摊用的物品一并盘下。
　　在一辆人力三轮车上，架起钢架结构，一侧装上板子，板子上面一圈一圈的绑上气球，打枪20元18发，飞镖20元15镖，打中次数不等可获得大小号不等的奖品娃娃……2016年8月，赵春华开始了自己的摆摊营生。平时晚上八九点出摊儿，十二点钟收摊儿，按月交500元的摊位费，这样下来，刨去成本，王艳玲说，母亲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块钱。2016年10月12日，赵春华被警方带走。当时，王艳玲的婚期刚刚定了下来，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把摊儿收了，人也带走了”。王艳玲说，当晚九十点钟的样子，她就打电话给母亲问情况，母亲告诉她自己在派出所，说可能跟那枪有关系。她来到摆摊的地方问，看到的人说当时来了一批警察，把那一片摆气枪的摊主抓走了。一星期后，警方的鉴定结论出来了，赵春华的摊位上6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2016年10月27日，赵春华被批准逮捕，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王艳玲感到事情严重了：“全国好多城市都有摆这种摊儿的，他们摊儿上鉴定出来的怎么就是枪支呢？”
　　对王艳玲而言，这个鉴定结果“无异于五雷轰顶”。被批捕两天后，王艳玲的婚礼举行了，她说结婚那天特别难受，“但是忍着，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录了像，专门给她（母亲赵春华）留着呢”。“天都塌了”母亲被抓第七天，王艳玲通过网络，找到了一审的辩护律师。她说，母亲出事之后，她也查了很多相关的案子，“这种案件基本上都是缓刑，我们当时觉得缓刑也很好了。”“我妈妈也没有拿这个枪去卖，也没有拿着对人打或是怎么样，对人造成危害性的可能是非常小的。”王艳玲一度认为刑罚不会很重。赵春华的案子是13个一同被抓的射击摊贩中第一个开庭审理的。
　　一审判决书显示，赵春华对检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辩护律师认为，赵春华具有坦白、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希望法庭对赵春华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但事与愿违，2016年10月27日，河北区法院一审判处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王艳玲说，母亲听到这个判决结果眼神呆滞，“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心如撕裂一样，走出法院的那一刻觉得天都塌了。”她开始找媒体，被人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多为因为仿真枪获罪的当事人或者家属，也有媒体记者。她在微信群里一遍一遍说着母亲的遭遇，希望得到媒体关注，她把找媒体视为“背水一战”，“如果没有媒体介入，我母亲就不会有任何一点儿的希望”。她还在多家门户网站的爆料平台上写下有关母亲案情的帖子，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她根本就不知道那是枪啊！！如果知道是枪根本碰也不会碰！！！！”帖文中，她言辞激动。“见到曙光了”2016年12月29日，澎湃新闻就赵春华案刊发报道，随后多家媒体跟踪报道，赵春华因为摆射击摊被判刑的事情一时间成为社会焦点。次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看到报道后，在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发声，主动表示愿意为赵春华提供法律帮助，他是“刘大蔚案”申诉阶段的代理律师。
　　18岁小伙刘大蔚因网购24支仿真枪被诉犯走私武器罪，经福建泉州中院一审、福建高院二审，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经过申诉，2016年10月18日，福建高院发布消息，称复查该案后认为，原判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原审被告人刘大蔚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本案由福建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2017年1月1日，王艳玲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当天上午，她与徐昕见面并签订委托书，委托徐昕担任赵春华案二审辩护律师。徐昕告诉澎湃新闻，他接下来会在证据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此案鉴定、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或者存在瑕疵等。他认为赵春华没有主观犯罪故意，社会危害性小，将对公安部制定的枪支鉴定标准在法院裁判时是否适用提出质疑。王艳玲说，她感觉到希望了。媒体的报道仍在继续，2016年12月30日到2017年1月2日，三天时间里，她接待了四五家来到天津的媒体记者，加上电话采访的，不下十家。她也在微信群里一遍一遍的感谢媒体记者的帮助。
　　1月3日，徐昕在河北区看守所会见了赵春华，赵春华签了上诉状。王艳玲发朋友圈说“曙光来了”。赵春华案热度不减，媒体除了对案件本身的报道，对于枪支认定标准的问题也引发媒体热议。但王艳玲逐渐感觉害怕了，“我只要接电话或者见面，那么每一个行动就会发布出来”。怕承受不住有媒体将赵春华案的完整判决书发布到了网上，赵春华一审辩护律师作罪轻辩护，遭到了部分网民批评，这让王艳玲很不安。“我想着发给他作为材料，没想到完整的发网上了，也没有打马赛克，律师辩护是很尽心尽力的，对母亲和我也都很关心。”她感到内疚。“在‘天津之眼’下摆摊的人对我也有怨气，媒体报道后管理部门收紧了对摊贩的管理，他们认为是我的原因让他们摆不了摊儿了。”王艳玲说，她觉得很委屈。
　　“还有很多人想借我母亲这个案子来推动枪支认定标准的修改，我怕我承受不了这个重负。”她说。更多的担心是怕连累家人，“当初我跟老公、婆婆讲，我妈就我这一个女儿，没办法，我找媒体报道他们也都支持，现在媒体报道越来越多，我自己已经无所谓了，我担心连累到他们。”压力太大，最近几天王艳玲一直睡不好觉。“我担心哪一天我会撑不住了，崩溃了，担心还能不能撑到我妈回来的那一天”。王艳玲说着哭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周期是多久，我现在已经感到恐慌了，其中的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王艳玲还担心到头来一场空，但她不后悔：“我没有放弃，律师也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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