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改＂14年抗战＂原因 远没那么简单 背后真相原来是这样的(2)

【标题】教材改＂14年抗战＂原因 远没那么简单 背后真相原来是这样的(2)—李欣宜

　　2015年的九三阅兵，习近平开篇即谈：“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而早在2015年7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有过类似的论述：“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事实上，这次改动，也已酝酿许久、至此完成。而这一改动，不仅是落实近年来抗战研究成果的举动，更是给予这段抗战史以确定的承认与尊重。
　　这种“承认与尊重”，也落实在九三阅兵当天。当天，在阅兵队伍中，“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从天安门前走过。电视里的画外音是：“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他们14年周旋苦战，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永垂史册。”传承，那么，为什么之前又有“八年抗战”的说法呢?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中说：“(八年与十四年)两种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已经约定俗成。其实质内容没有矛盾。”“约定俗成”，说明来源已经不甚明晰。的确，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停留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全面抗战的开始。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发表的《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就有“我们的抗战……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的说法。
　　在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十四年一直不可分割。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中虽然也有“八年”、“八年来”的说法，但明确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49年，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所发的电文，再次肯定了东北抗联从1931年起即进行的抗日斗争：“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这种肯定也持续到现在。无论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年，还是2015年的九三阅兵，领导人的讲话中均体现了“十四年抗战”的史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民党的抗战叙事。差异，2015年9月2日，马英九发表抗战纪念讲话，直接用的是“八年抗战”：“八年抗战不但挽救了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也帮助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如何记忆历史，其中存着差异。有人说，之所以算“八年”，是因为要从“政府是否宣战”算起。
　　因此这个起点，要从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开始。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事实上，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得到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发出。但这么算下来，抗战才4年，更不符合常识。国民政府之前4年为什么不宣战?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侵略与反侵略从来无所谓宣战与否，日本就从未宣战;第二，当时形势下，按“国联”规定，一旦中日生战，中立国将实行封锁，为了得到国外的军火，国民政府也未宣战。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根本就没法儿纪念之前那6年。取舍，毕竟，从1931到193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屡次“局部抗战”，都不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想看到的。
　　回想一下吧：九一八事变，是“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当时东北军和关东军的力量对比可是对中国有利;一直到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于兵谏之形势，蒋介石才同意抗日。说得再直白些，这6年间，国民政府根本没想跟日本打。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有明确表述：“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的《告全国民众书》也说得很明确：“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而在事变后两天，中共即发出抗日通电。但从东北开始，战火早已燃起。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抵抗;1933年，有热河抗战、长城抗战;1935年，有“华北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实质上放弃华北主权，之后中共发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八一宣言;至于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更是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整整14年。所以，国民党没法儿纪念“十四年抗战”，是历史记忆的选择问题，也是政治取舍的问题。但以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为代表的抗战，毕竟从1931年就开始了。历史，九一八之后，东北大地上活跃着的游击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不服从命令”的官军，以及民间自发力量。看看这些名字吧：国军中的爱国力量，有公安总队、警察、东北军团;人民自发成立的，有诸如“东北民众自卫军”、“吉林自卫军”，甚至还有“大刀会”、“红枪会”及“胡子”等绿林人士;之后，“东北义勇军”等力量，被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其领导者，则有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
　　这也不止是东北人民的战争。就义于雨花台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广东人;烈士赵一曼，四川人;牺牲前在冰雪中断粮五天的杨靖宇，河南人;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江苏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军，云南人。朝鲜的第一代领导人，如金日成、崔庸健等，也曾是东北抗联的一员。6年间，在白山黑水的冰天雪地里，汉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不同民族的中华儿女一起，用游击战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兵力。其实，学术界也一直有改掉“八年抗战”的声音。岛叔查到一篇1987年的论文，就呼吁要接续“十四年抗战”的表述。而在日本左派史学研究者那里，“十五年战争”的提法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其起算点就是九一八事变。
　　换句话说，“九一八”是一个节点性的事件，这一点也是史学界、以及党派间可以公认的标志性事件。就连日本天皇也在2015年元旦时说，“日本应该借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借此机会好好学习以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为发端的那场战争的历史，思考日本今后应有的样子”。今年是七七事变80周年。改变抗战时长的标准表述，也是为了更好地记忆那场战争。毕竟，人们如何记忆过去，也就如何面对当下和未来。总有一些记忆，值得被全民族小心呵护。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言：“我们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抗战，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斗争、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和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