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演讲：距离、角度和位置——以不辩获新知 从自己的生活经(2)

【标题】贾樟柯演讲：距离、角度和位置——以不辩获新知 从自己的生活经(2)—王勋

　　但像许知远这样的作家，会经常从手机里调出文章，经常引经据典的人，我会远离。那天在汾阳的村庄里，我带着他拜了关公，一起打了气枪，一起坐了木马，一起坐了雪地摩托，之后是长谈。我想给我的朋友展示我现在的生活。我从1993年来北京读书、学电影、拍电影，从一个学电影的学生，到一个长期从事创作的导演，最近几年我发现，不仅存在像前面几位嘉宾所说的普遍的焦虑感，对我还有疲惫、无力的感觉。这种无力感，在我上一部电影《山河故人》发行时达到了高峰。因为上次发行电影时，我一站站路演，二十多天里去了十几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都做各种采访和座谈，我发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变化，特别是电影领域里的话题没有变化，比如一直在讨论票房与艺术如何平衡的问题，也会涉及到纸媒衰落、如何看新媒体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谈了几年的雾霾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一直在重复的：一直在重复地回答，一直在重复地讨论。在这样一个重复问答、讨论的过程中，时间就这样飞速地流走。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其实我们潜意识里都有想形成共识的渴求，而我们花在形成共识上所花费的时间对创作者来说，太久了。
　　正因如此，似乎我们的思想有些停滞不前，因为我们为了所谓的共识的形成，一直在内耗，一直在试图说服对方，这个过程有如陷入沼泽，有如鬼打墙。我们停步不前，忘记思考新的问题，顾不上在一个发现的基础上寻找更新的发现。极端点说，我现在对形成共识没有兴趣，共识本身或许就是一种专制。共识需要靠时间、实践和教育形成，对思想者来说，比之更重要的是往前走。佛教所言“不辨”，就是不纠缠，去获得新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觉得我的改变要从调整我的生活开始。我决定搬回山西老家生活，并不是因为我跟现实世界失去了关联，我每天都在现实世界里。
　　但作为一个编剧，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还写文章的人，我觉得我完全被思想工作——写作、拍摄、争论、说明，占据了全部的时间。并不是说我跟世俗生活离得远了，而是我跟思想生活关系太近了。我必须改变这种远近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抽身而出，我要建立新的关系、调整距离，犹如我们爬上一个山峰，去看另一个山峰的景象，我们需要获得新的视角，新的距离感。很多新的认识，包括面对问题时的豁达，都是由这样合适的距离感带来的。我自己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注意力，我们论题的设定还一直放在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国家，这样一种判断上。这个判断是指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由政治、经济的改变，带来个人生活及文化的改变，并认为这种变化仍然在持续之中。我们一直在面对、讨论、理解这个变化的过程，并试图判断它最终的结果。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误差，因为对我来说，这场变化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我们急需面对的是这场变化后呈现的相对固态化的结果，这个固态化的结果目前看起来没有更新的可能。但我们却一直把中国社会放在还在改变的动态里观察，因此我们的理解、观察，与当下的现实是没有踏上节拍的。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读书的、写书的、拍电影的越来越离开我们的读者与观众。再说得远一点，为什么精英会衰落？是因为精英没有产生出更新的认识，总是在一些老问题上要说服别人。而当你继续往前走，当你已经晋级到更前一步、两步的时候，你的新坐标会证明你曾经的轨迹。我是住在乡下的人，我不知道现在国际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的现实状态跟思想状态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中国社会七十年代末开启的变革、九十年代末所重新开启的变革，这种变化事实上到今天已经告一段落了，人们正在承受这个变化的结果。但我们集中精力在讨论的，还是变化过程中的问题。思想界整体有一种幻觉，我们在思考社会变化，这实际上是滞后的。我们谈论的是老问题，新问题无人问津，公众的困惑从知识阶层那里得不到解释和启发，因此他们离精英而去。我觉得目前我们处在一个需要新思想、新认识的阶段。另外，我们过多把注意力放在此刻的变化上。三十几年的文化过程，思想的主题一直在关注现实变化，而忽略了另外一个维度的思考，就是一些看起来不变的老问题，我们是不是疏忽了对它的研究与理解。简单来说，比如生命是什么？宇宙是什么？
　　这不单是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更应该是哲学的主题，理解人最主要的出发点。我们总体上没有太去关注这一部分不变的问题，而这些不变的问题，它们从远古而来，可能从有人类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把问题搁置在那里，在当代仍然要延续对它的思考。这一年多的乡村生活，给我带来了一个变化，我开始变成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开玩笑），我中学物理都没及格过，但是每个人都有胡思乱想的可能性。最近，我一直在想，外星人存在吗？我在我老家的餐厅，夜晚推开窗就是一轮明月，我在想月球是不是真是一个巨大的外星人基地？我们人类是不是地球的原住民，为什么我们那么不适应地球，我们食用熟的食物，我们对四季变化，寒冷炎热的适应性非常弱，几乎每个人都会得慢性病，人类其实展现出对地球巨大的不适应，我们是不是外太空来的？这些想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是我希望对自我的认定有新的维度。我跟知远分享过这样的感受。我从北京开车回老家，依赖的是谷歌地图或者百度地图，好像离了那个地图就没有办法500公里回去。但是古代的蒙古人，一直走到了东欧，他们是看着山川的走势、河流的走势，看着日月、北斗七星抵达他们的目标。
　　那时，每个人类与天体、与宇宙的关系是直接的，他们与宇宙的关联是日常性的，而今天，感受宇宙似乎只成了霍金一个人工作，我觉得这不对。对外星人、太空的胡思乱想，其实又让我回到一个我职业方面的问题。电影技术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速，处于技术的活跃期。比如虚拟现实的VR技术。我自己一开始接触它，觉得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变。我个人经历过从胶片到数码的改变，有些老导演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有些已经过世的导演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改变。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又要经历VR的产生。我看了很多VR实例，研究做到一定阶段后有点害怕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新技术有些可怕，它反过来让我怀疑，人类是不是也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今天我们有书店，有文学奖，有社会关系，我们的很多东西是不是被一个更高的文明设计和操纵的？我们背后是不是有一个VR导演那样的人在设计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电影技术已经发展到我们在模仿我们的设计者?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导演的胡思乱想，但对我非常重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距离，就能带给我们新的认识与理解。2016年，我看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装置作品“TheMatterofTime”（关于时间），这个装置作品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是一个美国艺术家在一个比我们这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的空间，用装置的方法做成曲折的游廊，它是封闭的。当你在回形的游廊里游走时，你会发现时间非常漫长，你会发现这可能是深不见底的路程，你不知道终点是什么，不知道能不能走出来，非常的曲折，随着时间的积累，你会觉得空间和路途深不可测。但当你换一个角度，抽身而出，站在高处看这个装置时，它只占有不超过300平米的空间。我觉得它带给我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要挪动，我们要调整我们与思想、与生活的关系。当然，我们不与我们热爱的思想活动和赖以生存的世俗生活失去关联，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星球，我们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供我们更好考察、可供我们掌控整体情况的空间距离。所以，2016年，我在调整角度。我也觉得，对新时代的感知，来自于我们挪一下步子，换一个角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