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求推进二孩 因高房价等原因部分家庭仍然存在顾虑(2)

【标题】中央要求推进二孩 因高房价等原因部分家庭仍然存在顾虑(2)—张雨辰

　　国务院参事、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生二孩需要各种准备和环境，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释放。前些年累计的生育意愿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释放，预计2017年和2018年会有一个生育小高峰出现。目前还有一些配套措施还没有跟上，需要完善各种配套措施，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出生人口为16年来最高，2016年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第三年。据杨文庄介绍，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平稳落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间，出生人口始终在1600万上下波动。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据国家卫计委数据，“十二五”期间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350万左右；“十三五”期间，每年减少500万人左右。杨文庄指出，在育龄妇女还在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出生人口还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说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还是得到显现的。据其介绍，根据之前的测算，“十三五”期间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特别是全面二孩政策效应集中释放的一个时期，年出生人口在1700万到2000万之间。也就是说，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是符合之前预期的。
　　杨文庄表示，201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出生人口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2016年，达到了1786万，为2000年以来最高。出生人口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增加了140万以上，所以（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口地域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杨文庄介绍说，东北和华北的一些省区生育增加更为明显，这反映了在北方确实有“羊年效应”的影响。同时，大体上看，东部较西部、城市较乡村政策效应要相对更明显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城市地区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人群要多一些，加上流动人口跨地域生育等情况，所以显示出了一定的地域特点。育儿负担阻碍“二孩”落地，此前，国务院在《“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目前的1.5~1.6回升至1.8左右。不过，这一指标被列为预期性指标而非约束性指标。马力表示，最近这些年的出生率确实相对较低，回到2是合理的，也是目标。
　　从宏观来看，所有的家庭都生2个孩子的话，可使人口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但人们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时间、工作、成本等方面的考虑，生孩子的意愿有所降低。所以，“十三五”时期，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较为合理的。杨文庄也表示，“十三五”是政策调整效应集中释放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波动，（但）这个判断我们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政策利好之下，一些家庭生育意愿得到释放的同时，也有家庭因养育负担等问题“不敢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和60.5%。
　　杨文庄指出，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增强了。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的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还有，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我国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看护。“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许多家庭也由于这些因素在考虑推迟生育。”杨文庄指出，同时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就业歧视问题也有所显现。一些地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顾虑。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一方面，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加强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
　　积极开展托育服务，大力推进学前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均等化，开展相关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建设，倡导家庭负责任、有计划的生育，摒弃重男轻女的陋习，把生育与养育教育结合起来，对子女的健康成长负责。重视家庭建设，尊老爱幼，夫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母亲。也要健全完善相应的服务设施，关心妇女儿童发展，营造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不过，杨文庄同时指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等措施，还在女性就业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进政策。但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有5年到10年的滞后，这也提示我国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加紧做、加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