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抄袭大陆学者论文 最后把责任推卸到学生身上让人哭笑不(2)

【标题】台湾学者抄袭大陆学者论文 最后把责任推卸到学生身上让人哭笑不(2)—张雨辰

　　段颖说，在发现抄袭后，《华侨华人文献学刊》编委会核对后，及时与他联系，先行致歉，并商议撤稿事宜。之后，徐荣崇教授在微信群中致歉。但最初徐荣崇只承认作为第一作者，有疏查之过，而将责任推给学生（第二作者）。后徐发函致歉，内容如下：读到此致歉后，段颖非常愤怒，“如此声明，完全置抄袭事实于不顾，仅将大面积抄袭一事视作“未能善尽第一作者职责”、“未能正确做出引注”，避重就轻，毫无悔过之意。”故愤尔发文公之于众：鉴于事态严重，有关学术规范与学者尊严，现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求共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声誉。
　　在文中，段颖一一列出了《有关徐荣崇、简旻蓉论文抄袭的证据》，内容如下：段著：“孤军群体自身的利益直接关系到成员的生死，无疑被放到了行动、决策的首位；二是在极端恶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唯有凝聚群体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时局的艰难、困苦，才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因之，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军队组织与行动对这批背井离乡的云南人而言意味着生存和希望；三是军队作为统治的工具，在特定时期，其运作至少可以使得群体的行动统一、快捷、有效，从而避免因群体内部分歧、冲突而消耗整体力量……
　　孤军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严格、明确边界的社会组织……（页75）”徐、简文：“他们在进行任何行动或决策时，总会将生死与群体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知道唯有凝聚群体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时局的艰难、困苦，才可以在极端恶劣、复杂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而且通过军队，才能统一、快速、有效指挥群体行动，避免因分歧、冲突而消耗力量。……建立独特、严格的、明确边界的社会组织（页181）”段著：“孤军作为特定的群体，从其成员组成上我们不难看出，共同的地缘、血缘关系对军队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孤军中，同乡和亲戚比比皆是，对云南子弟兵的认同也强化了他们的群体意识和情感归属。其二，就其功能和结构而言，军队内外之别十分明确，等级森严，权责分明。而且，如张雯勤所言，第三、第五两军的运作以及随后对难民村的管理、统治，实际上也是汉文化传统中家长制的运用，特别是在军队没有从属、孤悬海外之时，忠、孝思想成为军队管理、控制的文化原则，两军军长自然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家长（Chang，2002:139-143）”（页75-76）徐、简文：“孤军作为特定的群体，从其成员组成不难看出，共同的地缘、血缘关系对军队凝聚力相当重要，同乡和亲戚关系比比皆是，如云南子弟兵。
　　这强化了他们对群体意识和情感归属的认同。而且，在等级森严、权责分明的军队中分外明确。其实，第三军、第五军的运作以及随后对难民村的管理，实际上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家长制的运用，特别是在军队失去了政治从属孤悬海外之时，忠、孝则成为军队管理、控制的文化原则，因此，第三军、第五军军长自然成为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强化了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遵循。”（页181）段著：“据村民回忆，荔枝的种植并非当地原产，而是二十多年前由潮州人从中国引进的，他们又从潮州人那里买来树苗，并学习栽培技术，而且和潮州人建立了信誉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身份合法后，他们积极购买土地，拓展生产，在这些运作中，注重信用、社会关系和家庭观念浓厚这些典型的华人特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万会长家族企业的发展即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另外，村民在当地引种了许多蔬菜，如莴苣、卷心菜、豌豆尖等，以创造与家乡相似的生活方式，这也成为孤军村寨被称为泰北小云南的直接原因。”（页292）
　　徐、简文：“据村民回忆，当地种植的荔枝并非当地原产，而是20多年前由潮州人从中国引进的，他们再从潮州人那儿买树苗，并学习栽培技术，且和潮州人建立信誉良好的合作关系。再如，在身份合法后，他们积极购买土地，经营拓展，注重信用、社会关系及家庭观念，展现了典型的华人特征，多数家族企业的发展就是成功范例。此外，村民在当地引种了许多蔬菜，如莴苣、豌豆尖等，创造与家乡相似的生活方式，使孤军村寨又被称为泰北小云南。”（页182）段著：“在这一时期，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便是与第一代成员一起，开荒辟林，发展生产，他们曾经尝试种植过许多农作物，最终将生产定位于水果种植和土产加工。”（页288）徐、简文：“在这一时期，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便是与第一代成员一起，开荒辟林，发展生产，他们曾经尝试种植过许多农作物，最终将生产定位于水果种植和土产加工。”（页182）段著：“由于村寨的文化传统及自治会的影响仍希望女性谨守妇道，足不出户，待字闺中，所以在自治会管理时期，除了必要的学习、工作之外，村中并不鼓励女子向外发展……随着妇女外出工作可以不断地为家庭带来收入，原有的一些禁锢逐渐被打破，新村不少第二代妇女开始抛头露面，多数家庭均有女性成员外出劳作，或做一些小本生意，如经营土产、杂货或是到万会长的水果加工厂做季节工，帮助清洗生姜、剥荔枝等。经济地位的改善使得第二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页117）
　　徐、简文：“传统观念上，村落会希望女性谨守分际，仍保有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等旧思维下对女性的要求，所以除了必要的学习、工作之外，村中并不鼓励女子向外发展。然而，随着孤军逐渐在泰定居，与外界交往日益频繁，村内第二代女性开始有机会外出打工或赴台求学，也与当地的社会、文化有所接触。妇女开始可以抛头露面。外出劳作，如帮助清洗生姜、荔枝，到水果加工厂做季节工等。或是做一些小本生意，如经营土产、杂货等。不仅女性角色开始发生转变，原有对女性的限制也逐一打破，同时因为可以为家庭带来收入，帮助家庭改善经济环境，而使第二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182）段著：“双语教育使他们从小开始接触泰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为其以后在泰国本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在其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注入了许多新的文化要素，本土化进程（尤其是泰国国家教育）”使其对于泰国的国家认同逐渐确立，而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其族群认同至关紧要（陈志明，2002；ChanandTong,1995;Pongsapich,1995:28；Thomson1993:397-408）。而华文学校及家庭教育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强调，使他们一方面掌握了基本的中文能力。
　　另一方面也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与泰族或多或少的区别。而语言的便利及文化的熟悉使他们更容易与外界沟通、交流。较之新村单调、乏味的平静生活，都市的繁华，求学、打工的经历更让他们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页157）徐、简文：“泰、华合并的双语教育使他们从小开始接触泰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为其以后在泰国本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在其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注入了许多新的文化要素，泰国的国家教育以及在地化的进程，使其对于泰国的国家认同逐渐确立。华文学校及家庭教育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强调，让他们一方面掌握基本的华文能力，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容易与外界沟通、交流。较之华人村落的单调、乏味的平静生活，都市的繁华，求学、打工的经历更让他们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页183）段著：“台湾地区经济萧条，就业压力急增，也使新村第三代通过升学或民间方式赴台发展的机会日渐渺茫，这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在泰国的前途和发展。
　　台湾因此又从现实逐渐回到了他们的想象之中，与中国云南一般，成为遥不可及的故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逝与遗忘，语言能力的掌握与媒体资讯的流通，结合自身的成长历程，使他们得以在异域中追寻共同的想象风格，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知识与图景，并逐渐积淀于自我意识中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可能与其父母及祖辈已大相径庭。”（页157-158）徐、简文：“由于台湾经济环境改变，就业压力变大，第三代通过升学或民间方式赴台发展的考量降低，这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在泰国的前途和发展。台湾因此又从现实逐渐回到了他们的想象之中，与云南一般，成为遥不可及的故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逝与遗忘，语言能力的掌握与媒体信息的流通，结合自身的成长历程，使他们得以在异域中追寻共同的想象风格，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台湾的知识与图景，并逐渐积淀于自我意识之中，成为其族群认同组成要素，而如今他们意识中的台湾，可能与其父母及祖辈认知已大相径庭。”（页183）
　　段著：“对于孤军第一代成员而言，由于出生、成长于中国，对于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意识已是根深蒂固，所以，虽漂泊海外，但薪传中华文明，崇尚固有道德成为他们办学兴教的使命，如杨校长所言，他们在教学的同时，也注重讲授传统习俗与道德规范，这种观念对孤军第二代村民的教育和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于第二代而言，除接受父辈的言传身教之外，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居留泰国的身份没有被正式认可，因之无法与外界广泛接触，进而融入泰国社会。所以，学习华文、承袭文化传统也起到加强该群体内部凝聚力，共同应对外界压力的作用。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援助泰北灾胞，使得孤军后裔有机会赴台求学、发展，这也大大鼓励了村民学习华文的积极性，包括在泰国排华、封禁华校，改办泰文教育的阶段，华文教育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仍得以维系”（页259）徐、简文：“对于孤军第一代成员而言，他们出生、成长于中国，对于中国的认同和意识已根深蒂固。
　　虽漂泊海外，办学时仍坚守薪传中华文明，崇尚固有道德之兴教使命，教学时，尤注重讲授传统习俗与道德规范……而对于第二代而言，除接受父辈的言传身教之外，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其居留泰国的身份仍没有被正式认可，因之无法与外界广泛接触，进而融入泰国社会。所以，学习华文、承袭文化传统，起了加强内部凝聚力，共同应对外界压力的作用。所幸，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援助泰北灾胞，使得孤军后裔有机会赴台求学、发展，这也大大鼓励了学习华文的积极性，虽然期间面临排华、封禁华校、改办泰文教育的艰苦阶段，但其华文教育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仍得以维系、发展。”（页185）段著：“近年来由于太过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商人赴泰投资趋势看好，而中国大陆赴泰的游客也日益增多，致使泰国国内急需双语人才。因之，泰国政府逐渐放宽了华文教育政策，这也使泰北华文教育在面临与台湾方面联系逐渐减弱的危机中重新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页260）徐、简文：“近年来泰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商人赴泰投资趋势看好，而中国大陆赴泰的游客也日益增多，致使泰国国内急需双语人才。因此，泰国政府逐渐放宽了华文教育政策，这也使泰北华文教育在面临与台湾方面联系逐渐减弱的危机中重新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页185）段著：“1982年至1986年间。中国台湾当局每年资助50名泰北国军难民村的后裔赴台升学，这批人无论持有何种证件（如泰国护照、难民证等）入境后，均可换发中华民国身份证，取得合法居留权。
　　1986年后，中国台湾当局规定在台湾地区无户籍者且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申请入境证（谢世忠，1997:56）。换言之，泰北侨生考取台湾专科以上院校者，必须持有泰国护照，方能入境就学，且所持仅为学生签证，不能长期居留。在当时，虽泰皇恩赐参与靖乱的孤军及其眷属入籍，但还有一部分人仅取得华侨证、难民证等居留证件，因此，台湾方面政策的改变，无疑切断了大多数无泰国公民身份的泰北华裔赴台求学、发展之路（谢世忠，1997:56-59）。之后一段时间内，凭假证件赴台之事也时有发生，但这些孤军后裔赴台后处境十分困难。柏杨在《弃儿》一文中写到：“……这些孩子们不得不拿泰国假护照，教育部和侨委会明知道孤军子女没有护照，却硬要他们缴验护照，这是自己作伪又逼年轻人作伪的措施。他们来台后向政府自首拿的是假护照时，政府把假护照没收，却不给他们任何一纸文件……他们不能求学、不能工作、不能投宿、不能开车、不能看病、不能租屋、不能出国。不但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们是国民，更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们是人类（柏杨，1995）”（页133-134）徐、简文：1982年-1986年，每年资助50名泰北难民村的后裔赴台升学，这批人无论持有何种证件（如泰国护照、难民证等）入境后，均可取得合法居留权。1986年后，规定在台湾地区无户籍者且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申请入境证。换言之，泰北侨生考取台湾专科以上院校者，必须持有泰国护照，方能入境就学，且所持仅为学生签证，不能长期居留。在当时，虽泰国国王恩赐参与靖乱的孤军及其眷属入籍，但还有一部分人仅取得华侨证、难民证等居留证件，因此，台湾方面政策的改变，无疑切断了大多数无泰国公民身份之泰北华裔赴台求学、发展之路。之后一段时间内，凭假证件赴台之事也时有发生，但这些孤军后裔赴台之后，处境十分困难。柏杨在《弃儿》一文中写到：“这些孩子们不得不拿泰国假护照，教育部和侨委会明知道孤军子女没有护照，却硬要他们缴验护照，这是自己作伪又逼年轻人作伪的措施。他们来台后向政府自首拿的是假护照时，政府把假护照没收，却不给他们任何一纸文件。……他们不能求学、不能工作、不能投宿、不能开车、不能看病、不能租屋、不能出国。不但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们是国民，更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们是人类”（页18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