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是人的天性 为啥还一夫一妻制 背后原来是这个原因(2)

【标题】出轨是人的天性 为啥还一夫一妻制 背后原来是这个原因(2)—张雨辰

　　婚姻关系的核心，至少曾经是生育后代（如果现在不是的话）。还未孕育出文明之前，人类就已经是双亲抚养幼儿，很多动物则是完全由雌性抚养幼儿。人类是陆生动物，陆生动物的交配生育方式，决定雄性有很大的主动权，可以干完事就跑。如果胎儿活不了，只是损失点精子，吃亏也不很大。而雌性就亏大了，怀胎就要耗她不少营养，因此雄性跑了雌性一个人也要养。雌性看起来处于不利的地方，但雌性有一件维护自己权益的利器——交配权。既然谁都是负心汉，那就跟“长得帅”的雄性交配，让孩子有个好基因。
　　比如威武的雄狮有一头霸气的鬃毛，身体强壮，体重几乎是雌性的两倍，但从不参与捕食，好吃懒做，只要压过其他雄狮，成为狮群首领，就能跟所有雌狮交配，其他雄性一旦成年就会被赶出狮群。因此以雄性为中心的多偶制动物中，雄性多往越来越壮的方向演化，两性体型相差悬殊。如果不想陷入这激烈的王者竞逐，雄性就要担负起养育后代的责任，但人群中总有些素质差的，究竟有没有责任心，雌性还得考验一下。这意味着，在交配前，你要有所付出，比如很多鸟类，雄性要搭建美丽坚固的爱巢，才能赢得雌鸟的芳心。
　　既然这么费劲，那雄性也有延长求爱期的需求，万一孩子是隔壁老王的就冤大了，雄性也倾向跟雌性相处一段时间，看看雌性有没有“身孕”。交配一次耗时费力，真不容易。到了第二年春天，又是交配的季节，也许别的雄性更健美，但不知道对方是否可靠，而雄性也懒得撘第二个窝求新欢，那就咱俩长期过吧。一夫一妻的婚姻就产生了。两性体型的差异大概能反应早期人类的配偶制情况，人类的近亲大猩猩，雄性能有3~6个配偶，体重大约是雌性的两倍，而人类男性平均只比女性重20%，相差不悬殊，体现出单偶制，轻微多偶制的情况。但是多偶制的群体，雄性因争夺交配权难以合作，雌性单方面的照料无法给予幼儿更好的生活质量。
　　猩猩在断奶之后，就不再喂养幼儿，这对要掌握复杂的生活技能——比如学会使用火——才能“成人”的人类是不可想象的。双亲共同照料，使幼儿有足够长的时间学习掌握复杂的技能，生存技能的日益复杂又反过来强化人类幼儿发育周期越来越长。一夫一妻制也使人类能较稳定地群居生活，相互合作，这对成为人所需要的劳动分工、经验相传又是必要的。并且当人类有意识建造房屋，早期的居住条件也决定了家庭不可能很大。今天科学界很难解释古人类何时选择了一夫一妻，我们说一个物种朝着某个方向进化是为了叙述方便，以群体作为单位的生物并不存在一种主动的意志，趋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单偶制在远古时期较为稳定的存在下来，很难受说它是有意识规划的结果。
　　当采用一夫一妻制的人类群体体现出竞争力并因此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习惯，这种改变想必也巩固着一夫一妻制。多亏道德要求，一夫一妻制才能存活至今当文明初现，尤其是进入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加速分化，一些人有权势娶多个配偶，因此在一些地区如中国形成了一夫多妻制。但这并不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人人都娶多个妻子，有能力娶多妻的永远是少数，大多数平民仍然只娶得起一个妻子。在这些地方，一夫一妻作为一个社会现实广泛存在。进入文明期，文化也会发生作用，独占的意志产生顺理成章，荷马史诗中，赫拉就对宙斯到处寻花问柳反应非常耿直。因此一夫一妻作为原初的习俗，成为一种价值观，也是自然而然。古希腊和罗马时期都是一夫一妻制，古希腊哲学家在这方面多有论述，亚里斯多德在《政治篇》中说“丈夫与其他女人或妻子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可见对男性忠于婚姻的道德要求很早就有了，不过它的出发点并不是女性权益，而是男性作为城邦公民所担负的职责，男性作为一家之主，要树立权威，维护良好的公民声誉。节制是美德，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认为，德性的程度不在于只在婚姻中享用快感这一事实，而在于知道怎样自我控制。雅典、罗马作为城邦国家，男性公民政治权利较为平等，加上政治文化的影响，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没有产生中国农耕社会那样部分男性的多偶制。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产生德性的文化，德性文化的要求又能通过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得到表达。早期一夫一妻制体现出这种男性间的平等，初期婚姻主要是两个家庭之主的事务，父亲将女儿托付给另一个男人，父亲有权违背女儿的意愿解除她的婚姻，而很久之后父亲的影响开始减小，妻子的意愿更具决定性，婚姻开始决定于夫妻双方的同意。在公元前3世纪的一份婚约材料中，妻子承诺服从丈夫，没有丈夫允许不出门，不和别人的男人发生性关系。
　　而丈夫则必须供养他的妻子，不虐待她，不养小妾，不养私生子。其他发现的婚约材料对丈夫有更严格的规定，比如“不得有另一处房子”，以防养小妾。古希腊和罗马的婚姻都不需要公共部门介入，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私下契约，到了希腊化时期，婚姻逐渐进入公共领域，通过官员或祭祀来认可婚姻。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取代了异教的社会功能。不过直到12世纪，基督教才正式将婚礼纳入管理，婚礼与洗礼、圣餐礼等构成基督教七大圣礼，教会尤其强调双方的同意，且只需要双方的同意，婚礼上神父问双方“你愿意吗”是一项重要程序，这与古代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成鲜明对比。神圣的婚姻一旦缔结就不能解除，离婚需要教会许可，严格地说是让教会认定之前的婚姻无效。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因教宗不同意他离婚，带领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任命自己为英国教会首领，之后就能顺利离婚了，而他“仅仅”因为前后娶过六个老婆就成了西方在这方面的典型，且都是离婚后再娶，没有破坏一夫一妻制，对比后宫佳丽三千的东方帝王，欧洲的君主颇为憋屈。
　　虽然古老的东方帝国存在多妻制，不过配偶有明确的地位等级之分，妻妾分明，正妻只能有一个，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多偶制明显不符合逐渐深入人心的男女平等观念，在文明世界的影响下，今天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社会越来越“进步”，一夫一妻制将何去何从革命导师恩格斯就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伟大的进步”，但是终究是男性主导的，是为了财产继承，维护私有制建立的，“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在中世纪婚姻基础上出现了不基于物质利益考虑的“现代的个人性爱”则是婚姻制度“最伟大的道德进步”，理想的婚姻应该因爱和不爱自由分合。革命导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式婚姻制度的本质，这种婚姻原初的目的在于生殖，不提倡单纯寻欢的性行为。基督教尤其强调节欲，淫欲是七宗罪之一，也是十诫禁止的行为。对婚姻忠诚体现出遵守契约、负责任、节制的个人品质，而以此小见大来考察一个人在其他领域的可靠性，有其廉价的正确性。私德糟糕的人在公德方面难说能多可靠。今天西方人仍很重视这一点，职场中人很多在办公桌摆上爱人、孩子的照片，是对同仁宣扬自己的可靠性。克林顿总统就差点因为拉链门事件被弹劾下台。社会发展深刻地改变了过去的这些观念，避孕技术促进性解放运动，性与婚姻解绑，试婚目的的婚前性行为、甚至纯粹为快感的性行为变得司空见惯，大有朝着恩格斯性爱婚姻演进的趋势。但今天很多出轨事件的受害者，并没有像恩格斯理想地那样分离自由，毕竟私有财产还没有消灭，很多人选择原谅，对何种形式的出轨能够原谅男女有明显不同。
　　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调查发现，约80%的女性认为，丈夫与其他女人发生真感情比只发生性关系，更让她们难过；而男性则相反，男性更不能接受的是妻子肉体出轨。性解放松绑了观念的束缚，生育意愿也伴随城市化下降，既然性需求的满足不再局限于婚姻，生孩子也没有想法，那还需要结婚吗。最近几年，法国“同居率”就超过结婚率，越来越多人选择同居不结婚。同性恋权利运动则更是要求重新定义婚姻，比恩格斯更进步。但是如果两个男人可以结婚，那么三个人呢，重新定义婚姻的逻辑终点在哪，比进步还能更进步吗，比现代还要现代的后现代还能更后吗，一夫一妻制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