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 学识渊博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 学识渊博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8年，时年91岁的饶宗颐（右）和时年97岁的季羡林握手，民间常有“北季南饶”的说法。丁和摄2017年8月9日，饶宗颐先生迎来了百岁华诞，一向清心甘泊的他仍精神矍铄，坚持每天读书、绘画、写字。

“辛苦待舂锄”，正是饶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的写照。少年退学求学。14岁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刚上中学的饶宗颐作出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退学。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据悉，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父亲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

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继承他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饶宗颐曾在《我的家学经历》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

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19岁受聘中山大学。饶宗颐是中山大学的杰出校友，与中山大学有着长达80载的学术因缘。

1935年，饶先生19岁时，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

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宗颐先生还一直担任着在中山大学创刊的学术期刊《华学》的主编。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永芳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岭学辉光，开来继往”。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曾为潮州首富公子受聘中大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饶宗颐。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出席典礼的粤港两地专家、学者并藉此机会庆贺国学泰斗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撰写巨幅寿联：“遐龄方百岁，六合同庆春。”香港潜心治学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

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饶宗颐讲述：“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2013年12月，香港大学将新成立的校内最崇高的学术荣衔———“桂冠学人”，颁给首位获奖人——饶宗颐教授。

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饶宗颐说：“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

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

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去年（2017年）7月12日，百岁高龄国学大师饶宗颐亲临深圳大学，为深大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