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新发现 张献忠沉银传说通过考古得到证实

十大考古新发现 张献忠沉银传说通过考古得到证实

目前已鉴定出这些骨头属于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以及鸟类等小动物。专家表示，这些动物骨头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以狩猎为主；也说明，当时这里应该是草原，这些猎物是他们从其他地方获取后，带到洞内的。

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专家分析，这种“敲骨吸髓”可能是当时的人类在食物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对骨脂骨油需求而采取的一种行为。

2、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专家介绍，在遗址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墙和壕沟遗存，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范围内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部分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随葬品数量多、棺椁齐全，墓葬规格高，而且随葬的陶器、玉器精美，随葬品丰富，还有彩绘陶器和黑陶杯等。

随葬品很多已具礼器性质。种种迹象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已经产生并不断强化。城墙和壕沟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焦家遗址是当时鲁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焦家遗址作为该地区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也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头。

3、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该遗址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且明显经过严格的规划。多数墓葬没有发现随葬品，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等日用陶器，还有陶环、石环、石串珠骨簪、骨环、蚌壳等装饰品。根据随葬陶器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该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

专家表示，这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其为杨官寨遗址聚落布局、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婚姻状况、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4、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该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甲字形墓葬出土轭、轴、毂等青铜车器，另有玉璧、骨梳、蚌器、甲骨文等。

另外，遗址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共计7块，其中有文字的2块，总计发现文字50字。专家分析，姚河塬遗址应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5、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该遗址考古是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

同时发现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专家说，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是首次发现。尤其是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

郑公大墓由若干个陪葬墓和车马坑组成，之前陆续发现过陪葬车马，加上三号车马坑的发现，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

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6、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发掘的方法，复探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在三号古城试掘中出土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并出土拼对出槽型板瓦、巨型筒瓦、巨型瓦当。

专家说，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城址延续到西汉前期，由此判断，它应该是塞王司马欣之都，为汉初刘邦都城栎阳。

从发现看，三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以及空心砖踏步、瓦当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而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7、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的封土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

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围墙或道路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均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

通过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8、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本次考古发掘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宫的分布范围、宫观建筑的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及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9、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此次根据出土的玉册，可以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故址。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始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奉安，春秋之际派遣官员前往祭祀。

金明昌四年（1193年），金章宗为了表达对长白山的崇敬，又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宝马城选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收眼底，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的国家山祭遗存。

10、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本次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

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考古发掘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发掘过程中创新工作理念，运用了大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本次考古工作中志愿者全程参与发掘，在公众与考古之间搭建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