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料图)

赋予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

在《孔子大历史》的后记中，李硕曾提到，“之前的商朝和西周历史记载太少，更不好讨论”，但附录中已收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作为外篇之一：“因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历史，才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显然，《翦商》就是在这一长文基础上的巨幅扩写。追根溯源至此，你不由得感叹并由衷钦佩：他一直跟着感觉走，他的好奇心太强，对于开拓新领域，太不畏难了。那么结果呢？先袒露下读李硕这本书前的真实心迹：既然进入了我们这片扑朔迷离、难啃难缠的上古史与考古领地，就得从专业的角度好好审视审视了。不意，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然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一轮杀了19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

说起来，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相结合

乍看书名，以为就是集中于周灭商（殷周革命）这一大的历史事件呢，但作者却将其笔触放大到了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说起，这就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味道了。对此，我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说拙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就是对黄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颦之作。没有一定的宏观视域，是不可能看清说清一群人、一件事的历史意义的。毕竟是写战争史的好手，李硕对于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驾轻就熟。“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他用几页的篇幅，相当克制但又极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长而发展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唯一明显的变化——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级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级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万人级的早期国家（古国）出现。你看，就这么干净利落，就这么云淡风轻，那么一大堆乱麻般的史前史头绪就给你捋清了。

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文明”，认为周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从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大的历史认知，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翦商”，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

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的差别也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

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

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的程度，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

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李硕告诉你，“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诗经》里没有且更古老的尧和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遗风。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还是用李硕的话结束这篇狗尾续貂的序，读者诸君可以尽早进入正文，感知作者给我们描绘的“我们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与考古写史的魅力吧。（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