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涛评论：不妨“比烂”|世界微速讯

孔乙己最近又火了一把。

在鲁迅小说里可以被任何人嘲讽的孔乙己，成了一个嘲讽一些年轻人“眼高手低”的标签。

(相关资料图)

这充分说明，《孔乙己》具有文学经典的气质。这种气质至少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涂抹、误读或歪曲，从而发散出新意。比如胡子花白的孔乙己被与现在的某些年轻人相提评论，纯属歪曲。

一个是，常读常新，在不同的时代能读出不同的味道。比如《孔乙己》，在1919年读与在1959年读以及2019读，味道会有所不同。

我就是最近重读了《孔乙己》新感受，与当年在课堂上读的感受大相径庭。

小说《孔乙己》写于1919年，里面的故事发生在“20多年前”即1889年-1899年之间，是4文钱一碗酒，1文钱一盘茴香豆的时候。这个年代，姑且称为“孔乙己年代”。

在“孔乙己年代”，太平天国制造的创伤已经基本愈合，革命的烽火尚没有狼烟四起。华夏大地正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社会秩序依然正常，社会结构及运营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文钱一碗酒的时代很早就被定性为落后愚昧的时代了，正如曾经身处那个时代的鲁迅，将那个时代描写得灰暗、凋敝、僵化。

然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等到鲁迅写出《孔乙己》的时候，一碗酒已经涨到了10文钱;等到《孔乙己》发表若干年后，即连年的战争、饥荒、动荡之后，更多的小说家才发现，原来“孔乙己年代”是很多底层人可望不可求的田园牧歌时代。

从陈忠实1993年出版的小说《白鹿原》里，从王跃文2022年出版的小说《家山》里，你可以读到“孔乙己时代”的背影——那是一个礼崩乐坏之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读书人是被尊重的，因为科举尚未废除;私有产权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佃农与地主可以和谐相处。

一个时代好不好，其实身在其中的人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我多年前总“对现实不满意”，现在却越来越理解很多人怀念那段时光。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与具有革命气质的鲁迅相比，后来的陈忠实和更后来的王跃文都显得“保守”——由于时间的拉长，陈、王看到了更多，有了更多参照，便不像那么决绝地否定孔乙己时代了。

再读《孔乙己》，我觉得孔乙己就是一个已过中年、生活无望、得过且过、躺平等死的人。当下的人，如果重读一遍《孔乙己》而不是凭借中学的课堂记忆“涂抹歪曲”的话，是没有理由拿孔乙己来嘲讽甚至羞辱现在“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把考试多年获得的学历当成“脱不下来的长衫”。

原因有二——

首先，孔乙己并没有“学历”，他既不是被文凭所累放不下身段，也称不上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他连个秀才都不是，更像一个高考落榜生。他但凡有个秀才的“文凭”，不至于喝4文钱的酒还要赊账，更不会因为经常偷窃被打，最终被打断了腿。

其次，孔乙己根本就不是个年轻人，“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说明其已经过了中年。

总之，用孔乙己的形象嘲讽现在的年轻人“把学历当成下不来的高台”，孔乙己和鲁迅都会觉得莫名其妙。

孔乙己被打断腿，被社会淘汰，与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章没必然关系，与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必然关系。

在孔乙己的时代，依然有人金榜题名，你不能因此说读书人都会有出息，在孔乙己时代，一定有大量的人名落孙山，你不能因此说读书都会让人变迂。

总体上，每一代人都被时代的洪流所塑造，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一个人混得好不好，都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

混得好，就说是完全是他个人努力所致，是不公允的。混不好，就说完全是他个人不努力所致，也是不公允的。

30年前，本科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轻松进入体制内，如今硕士毕业想进体制内会被严苛的考试挑来拣去——然后他们不去收废品、卖豆腐、送外卖就被嘲讽成了“眼高手低”的孔乙己，这一边是误读《孔乙己》，一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的嘲讽必然会遭到嘲讽。

总体而言，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有些惨(除了富二代)——因为年轻，他们还没资格掌握社会资源。有些好为人师者，拿孔乙己嘲讽现在的年轻人，是因为他们多少有点既得利益罢了，而且把自己的那点“成功”归功于了自己我奋斗，不承认那更多是时代的“赏赐”。

鲁迅确实把孔乙己写得很不堪，但是孔乙己最多算是科举制的炮灰，毕竟没有成为战争的炮灰，相对于后来的很多人来讲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有些人把现在一些年轻人躺平啃老说得很不堪，但人家毕竟啃的是自己家的老子，比起有些年代的年轻人拿起刀枪互杀或分别人家的田产房屋而言，实属文明，也算幸运地遇上了好时代。

有时候，不妨用“比烂”的方式鉴定一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