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世人多称他为博学鸿儒,但他更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作家、学者。不务虚名,澹泊自守,他没有所谓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打开《围城》,精妙的比喻让我们耳目一新;打开《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我们又惊讶于钱锺书的博学。世人对他的天赋赞叹不已,但钱锺书博学多识,除了天赋外,更来自于他一丝不苟、勤奋过人的读书精神。
像小儿吃零食那样读书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一进校就立下志愿“横扫清华图书馆”,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到了牛津大学后,他更是把精力都花在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藏书名列世界前茅,这引起钱锺书极大兴趣,自喻是一只“东方蠹虫”,要在此处畅饮饱餐。
于是,钱锺书便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饱蠹楼”。据钱锺书妻子杨绛回忆:钱锺书整日徘徊在“饱蠹楼”,将深奥的哲学、美学等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重得抬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亦摸着字典逐条细读。
钱锺书不仅读“大经大典”,还读西方的通俗小说和俗语词典,有大江大河不拒细流之意。他在《读〈拉奥孔〉》中曾说:“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蓄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不断添补的读书笔记
因为“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钱锺书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有人说,钱锺书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本人却不以为意。他只是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杨绛曾说,“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将他的笔记进行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钱锺书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第二是中文笔记。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钱锺书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钱锺书的读书心得。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钱锺书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学术著作《管锥编》里,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
夫妻二人的“读书竞赛”
钱锺书和杨绛在国外留学期间,曾展开“读书竞赛”,比比谁读的书多。1935年年终统计,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不过,换个角度看,是杨绛“输”了:杨绛读的多是小册子,钱锺书读的多是大部头;杨绛把中文书也计算在内,钱锺书只计算外文书;读书笔记方面,钱锺书不仅做,还做得十分详细。
钱家人说钱锺书“痴人有痴福”。杨绛也觉得,钱锺书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
如果说,《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好学深思的钱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忧世伤生”的钱锺书,那么《围城》的作者,则是“痴气”旺盛的钱锺书。
夫妻俩日常相处,钱锺书常爱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杨绛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当然,钱锺书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但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我平生志气不大,就想竭尽毕生精力,做做学问。”钱锺书的一生虽历经风雨,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用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今时今日,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应该是认真地研究他的著作,学习他崇高的精神和品格,发扬他博大而谨严的学术风范。
(综合自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杨绛著《钱锺书手稿集》序、《记钱锺书与〈围城〉》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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