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等多部主旋律电影在厦门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上获得表彰。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正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主旋律电影有多火?票房表现可见一斑。2017年,《战狼2》以56.8亿元票房横空出世,坐稳国产电影票房总榜榜首的位置;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大主旋律商业大片同台竞技,一举刷新多项票房和观影纪录。
时间进入2020年,疫情急剧冷冻电影产业的背景下,依然是主旋律电影上演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家乡》《八佰》两部影片开启逆势突围,联手献上约60亿元票房,引领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一票仓。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更愿意称这些主旋律影片为新主流影片,它们不仅具备了主流价值、主流意识等属性,更囊括了受众认同、大众审美、市场认可等符合现代电影观念的文化内涵和产业属性。
在商业化电影占据市场主流的今天,主旋律电影何以摆脱传统的窠臼,夺取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在导演刘潇看来,相较以往,近年来上映的主旋律电影主题明确、人物设定精准,无论故事结构还是叙事方法都具备成熟商业电影的框架。
“以《湄公河行动》为例,影片围绕营救这一主线,每个人物都为此服务,节奏合理,故事清晰。”他认为,这是我国主旋律电影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都将叙事视角从英雄转向平凡人。《八佰》中,一个个小人物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主角;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时代发展与国家巨变映照在平凡人的悲欢离合中,让人为之动容。
“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想吸引观众,就要引起他们的共情,角色必须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爱有恨有恐惧。早年主旋律电影塑造英雄人物,往往对缺点避而不谈,导致人物失真。”刘潇说,而近年来上映的《红海行动》等影片,更加注重呈现人物身上的瑕疵与成长,无形中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
“只有创作者在情感上与民众的情感能形成共情,才有可能创作出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作品。”皇甫宜川说。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不再拘泥于革命历史题材,草根故事挖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在青年导演韩一看来,主旋律电影大热背后,是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高的创作团队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宽容度的角度去讲述时代的大主题。“例如影片《一点就到家》,通过几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的故事,透视社会变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可以被视为喜剧电影。”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实故事,亿万人民生活奋斗的火热图景,为广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现实沃土、灵感源泉。
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在本届金鸡奖活动中展映。“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该片导演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夺冠》取材自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识。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青年编剧张冀说,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实、本土、充满烟火气的,区别于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形式的中国叙事。
创新,也是当前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的一系列军事片、战争片的探索,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对电影新形态的尝试,从《中国机长》到《夺冠》等影片在价值观上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取舍……它们的成功,无不是创新意识下艺术实践的结果。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表达。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皇甫宜川说,我们应该从强调“精品意识”,向“精品常态化”努力。
“好的电影一定是传播大爱,带给人们真善美、正能量的,这些电影应该鼓励大量生产和制作。”刘潇说,未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依旧要着眼于用草根视角呈现宏大主题,同时从人性深度、人类命运等更高角度去思考电影。
生逢好时代,更多青年创作者们得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周洲说,国家与民族赋予我们文化的从容与自信,青年电影人当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以不竭的创作回应时代课题,承担时代使命。(新华社记者吴剑锋、任沁沁、张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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