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推出的纪录片新作《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先后斩获两项大奖

作品隶属“柏林学派”的德国女导演玛利亚·施佩特今年推出的纪录片新作《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虽然先后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火鸟大奖，不过217分钟的时长，也似一道无形的门槛，阻隔一些观众靠近。但就本片记录的内容与承载的意义而言，三个半小时远远不够。

巴赫曼是德国工业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某所小学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他与众不同的教学理念与实践方式，以及班里19个十来岁孩子的从中受益，均非一朝一夕能够达成，需要依靠时间的日积月累。观众若不能长时间沉浸于他的课堂内外，便无从感受师生相处的氛围，难以明白其中的珍贵——临近花甲即将退休的巴赫曼，不仅像中国古代的先贤般，向他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更以平和且平等的态度，让他们初窥人生哲学大书的一页，建立与社会的关系。

鉴于这些学生来自土耳其、以色列、保加利亚、摩洛哥等不同国家，均有移民背景，巴赫曼充满人文色彩的课堂，亦成了曾被移民与难民重塑形态的德国乃至欧洲当下社会的理想化缩影。

移民子女的未来

施佩特镜头下的巴赫曼，首先是讲究秩序的教书匠。十几个孩子在冬天的清晨走进教室，因为有人说了句话，被他全部请出，直到他们悄无声息走向习惯就坐的位置(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座位)，他才作罢。有时他会在学生完成某项作业之后让他们提前放学，不过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先默默祈祷一分钟，下楼时也要保持安静，不能打扰到仍在上课的其他班级。学生上课发言，则需要先举手。

巴赫曼维持这些听起来特别中国的课堂秩序，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师者尊严，而是想让学生初步认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有一定的运作机制，个体只有充分了解机制怎样运转，才能有序融入其中。

这些学生虽然有些出生在德国，但都来自不太富裕的移民家庭。他们的父母冒着可能死在路途的危险，告别故土、来到施塔特阿伦多夫打工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代过上更有保障更加稳定的生活。他们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缺乏青春反叛的资本，身上肩负的重担不仅关乎自身的前途，还有整个家庭的未来。

正因对此心知肚明，巴赫曼才严格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借机培养他们的耐性与责任心。同时，他深知这群孩子内心敏感又自卑，为了让他们走出各自的小圈子，跨过种族、文化、语言、信仰等层面的障碍，他上课时又会丢掉教师身份，变作与他们友好交流的朋友，经常站在他们的立场，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引导鼓励他们就某个话题展开接力式探讨，锻炼逻辑思维与当众表达能力，为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形成做好铺垫。他们的观点哪怕幼稚偏颇，他也会耐心听完，再用道理与实例告知社会本应多元，大多数与极少数有着辩证关系。

同时，他会让学生深度参与多种课程，以便发现自身的爱好与特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他的班级不是一句空话。

德国的学生六年级毕业之后，人生差距会逐渐拉大。他们将根据班主任的评分，进入文理中学、专科中学或者职业中学。前两类中学的学生将来可以参加高考，在高等学府继续深造，第三类中学的学生完成学业，就要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巴赫曼尽管明晓这些孩子在职业中学掌握一项技能后，可以早些帮助他们的父母分担养家的压力，但仍然希望他们能去文理或者专科中学就读。

为此，他除了会针对每个孩子尤其差生的具体情况，与孩子本人及其家长充分沟通，以期他们能在人生的重要十字路口，找到更加合适也更为光明的路径，也会让学业优秀的孩子以一对一帮扶的形式，帮助差生提高成绩。当好学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大家同在一间教室上课，差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依靠别人时，他没去反驳，而是以讨论的形式，让好学生明白，这个世界远没达到人人生而平等，单就他们这些人而言，有些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有些则是才来不久，在成为一个集体之前，他们在德语、英语等学科上，本就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短时间内难以弥补。

巴赫曼花费心思施教的背后，是他小时候曾被自己的老师套上各种无形枷锁的经历。他深知填鸭式的机械教育宛如一道标准作业的工业流水线，就像根据摇滚史上的伟大乐队平克·佛洛依德同名专辑改编的电影《迷墙》所揭示的一般，只能“出产”面目模糊没有个性的机器。如果这群孩子接受的是这种教育，他们通往未来的道路可能早已被堵死。

此外，巴赫曼之所以能够将美好的设想化为有效的行动，还因他是一位几乎什么都懂、什么都会的博学家。他班里除了语言课、写作课由别的老师执教之外，其余课程包括音乐、历史、政治、艺术、体育、数学等，均由他一手包办。

考虑到巴赫曼不惑之年才成为老师，他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养家糊口，并非出于热爱，他的所作所为愈发显得可贵，最终收获孩子们的满满爱意与敬意，也是理所当然。此种可遇不可求的属性，让他比起《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心灵捕手》等影片中虚构的良师益友形象，更具观照现实的意义。

他与学生的良好互动，不止是一则关于现代教育的寓言，也指向移民城市良性运转的可能样态。

移民小城的现在

2015年欧洲难民潮爆发之后，欧盟不少国家，尤其德国的城市人口结构，在原本就有一定比例移民的基础上，被不计其数的难民进一步加剧改写。在许多传统城市成为移民城市的既定现实下，种族之间的冲突、移民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人道主义的限度等，成为欧洲不少文艺作品探讨的核心。达内兄弟的电影《一诺千金》、米罗·劳的戏剧《同情：机枪历史》、萨沙·斯坦尼西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我从哪里来》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它们与下面要提的“柏林学派”虽然并不沾边，但与该学派的创作主旨非常贴近。

两德统一后，不少毕业于德国电影或艺术院校的年轻创作者，把目光聚集在此后的社会变革上面。他们参照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工作方式，以摄影机为笔，拍了不少其后被归类为“柏林学派”的佳作。这些追溯历史又记录当下、兼具真实力量与反思精神的作品，譬如《勇往直前》《心的居所》等，在世界各地激起反响之外，甚至影响了德语戏剧人的表达——前几年借助“柏林戏剧节在中国”项目来华演出的《共同基础》《轻松五章》《国家剧院的绊脚石》等“纪录剧场”作品，便能看到“柏林学派”的影子。

作为“柏林学派”一员的施佩特此前的创作，包括《时日》《麦当娜》《女儿们》等，多围绕女性的情感与身份困惑展开叙事，涉及到的移民元素仅用于服务主题。《时日》中的日本男孩与《麦当娜》中的美国黑人军官，除了联合女主角演绎爱情的悲喜剧之外，还见证她们如何自我折磨。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里的移民，无论上学的孩童还是打工的成人，生活尽管不够富裕但状态都较为稳定，没有为“冲突”留下插足的缝隙。他们身处的移民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同样风平浪静。

这座小城在二战期间，曾是德国最大的军工厂所在地，其时在军工厂干活的劳工，均非德国籍，可以视为小镇的初代移民。随着二战的结束，军工厂被大型铸铁厂等工厂取代，北非、东欧及中东一些国家饱受战乱或贫困之苦的民众，开始前来打工。后来小城规模进一步扩大，吸引了更多移民。

截至影片拍竣，小城的两万多人口里，具有移民背景的民众占据约四分之三，拥有德国籍的居民不过四分之一。德国人与移民能在这里相安无事，说明小城的整体氛围，正如巴赫曼的班级般和睦。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移民正常工作与生活之外，能够重拾民族信仰，让过去与现在实现连接。他们的后代虽然会因童年的记忆或者爷爷的墓地思念祖国，但也在巴赫曼的带领下，积极寻找融入全新国度的途径，让现在与未来发生对话。

这些孩子在课堂上，跟着巴赫曼既唱摇滚又哼民谣、说过母语又讲德语，道出他们对于融合的悄然发生，已然适应。此种大背景下，他们的身份会自然发生更迭。

在某种程度上，表面拥有什么身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内心是否强大。巴赫曼向孩子们解释他姓氏的起源，称他本是波兰与普鲁士人的后代，“巴赫曼”是二战期间祖母被迫办理家族更名手续时，由大嘴一张的纳粹军官随口所给。

值得这些孩子珍视的，是那些从冬到夏，他们与巴赫曼共处的时光。但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巴赫曼送走他们之后，戴着某个学生送给他的保加利亚帽子，坐在空荡荡的教室背对观众流下热泪。

那一刻，他褪去为人师表的外衣，成了一个孤独又脆弱的老先生。然而孩子们应该会铭记他作为纽带散发的那些光芒。也许，它们能够照亮他们的一生。

(原标题：一个班级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的理想缩影)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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