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当自然时间偏向社会时间，如何不为未来而焦虑、不为俗事所羁绊|全球快消息

再过几天，我们即将迎来2023年。“逝者如斯夫！”时间就像河流一样，自然地存在，自在地流逝，从不停息，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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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连绵又永恒的时间，远古初民希望寻找方法来度量并找出规律，以因应自然变化。最先观察到的，应该是太阳出没、月亮盈亏。正如马王堆出土帛书所言：“日为明，月为晦，昏而休，明而起。”

日月之外，还有星辰。古代中国人观察、记录天体运行规律，并以此划分季节、节气、年、月、日与时。在商周前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季，所以“春秋”就意味着一年。后来历法日趋细密，才分出冬与夏，形成四季。

日月的轮回，让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循环时间观，如六十年轮回一次。战国思想家邹衍还提出“五德始终说”，即金木水火土，每一种物质都象征一种特质。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形成历史的循环。

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一直拥有回到传统的冲动。这种早期时间观念意味着宇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天地人之间存在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正如董仲舒所指出的，“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

不过，随着人间秩序逐渐建立，人的社会生活与自然时间之间变得不再完全对应。这在远离农事的知识精英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自然时间逐渐偏向社会时间，生活节奏与功名权位相依，也难免会催生反叛者、逃逸者。

早在尧时代，就有两位著名的隐士：许由和巢父。许由德行高洁，隐于沛泽之中；巢父年老之后，在树上建巢休息。尧想让位给许由。许由不仅拒绝了这一提议，还跑到河边去洗耳朵，以示自己听到了肮脏的话。此时，巢父牵着牛到河边饮牛。许由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巢父说：你如果躲在深山里，谁能找到你呢？还不是因为你渴望名声，才有这样的事情。说完，巢父嫌许由脏了河水，牵着牛去上游饮水了。

类似的故事，其实是在讨论一个选择的问题：在天与人的关系里，是偏重名利纷繁的人间秩序，还是隐去自身行迹，去合于天时？

到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陶渊明。陶渊明的叔父陶淡也是隐士，住在山里，养白鹿为伴。陶渊明当过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于盛年之际选择归隐。

和当时很多归隐文人不一样，陶渊明不是归于山林，而是回到田园。因此，他的诗文并不空洞玄远，反倒充满农业生活的细节，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读来显得亲切、真实。

自此，隐逸文化正式成为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出世与入世，朝堂与山林田园，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近代以来，人们的时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在《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中写道，17世纪之前，西欧人对时间的理解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都依赖于天体运行和动物，如鸡鸣等。钟表的诞生开启了变化，时间“从天上移到了室内”。

从劳动方式来讲，传统的农业、手工业者属于任务导向的劳动。只要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就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由此，农业时代的时间具有不规则、不精确的特点。

而机器大生产需要很多人同步进行劳动，需要精确的、典型的时间计算。这带来一个直观的改变：18世纪90年代，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工人每个人都有一只表；50年后，所有曼彻斯特的工人都拥有了钟表。工业时代的时间变成了商品，新的劳动习惯和时间观念随之形成。

西方的钟表很早就传入中国。但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钟表及其代表的现代时间观念才真正发挥作用。与之相伴，还有立足于理性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人们开始确信，时间是单向、不可逆的，真的像一条河流一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进化论者进一步提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又一定比现在好。这颠覆了原有的循环时间观，“告别传统，迎向未来”逐渐流行开来。

然而，传统总是深藏在社会文化中。正如我们仍愿意使用节气来辨别季节变化，也会在不经意间使用“日上三竿”“斗转星移”等成语、俗语。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比尔·波特来到中国。他惊奇地发现：中国隐士在独处中变得更智慧、更仁慈，是“最幸福、最和善的人”。而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己呆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后来，比尔·波特把寻访隐士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空谷幽兰》。

可以说，回归田园、回归自然时间，始终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寄托。和庄子、陶渊明共处在永恒、安守的时空之中，不为未来而焦虑，不为俗事所羁绊，一直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人所着力阐发、实践的主题之一，可以给世人提供可贵的精神空间与别样的可能性。

（作者：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吴筱燕）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筱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