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高分剧《狂飙》：为何观众对黑恶势力充满共情？|天天速看

如果一个环境里“好人有好报”，那没有多少人选择去做坏人;相反，如果一个环境里“成为坏人却能名利双收”，那么人性的堕落就不可避免。

作者丨曾于里

文化批评人

【资料图】

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播出后，很快成为爆款，一大原因在于这部剧的叙事视角，它为观众详细呈现了黑恶势力到底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非常奇怪的是，本该对黑恶势力咬牙切齿，很多观众对剧中的黑社会老大高启强却充满同情，甚至在私下交流的公众反应中，有些人不希望高启强有悲惨的结局。一部扫黑除恶的电视剧，为何反而引发观众对反派势力的共情?

黑恶势力不是凭空出现，也不是一日长成的，剧中黑恶势力的主导者高启强，2000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勤勤恳恳的小鱼贩。他的发家和堕落史，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一个坏人，缘何变成了观众心疼的“好人”?

经由“好人”的堕落，《狂飙》也引发观众有关“环境与人性”的思考。只有懂得这些社会内在的关系张力，才能明白观众的吊诡情绪：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好人”会变成坏人?又该如何塑造一个可以让好人从容生活的环境?

“好人”变坏

2021年时，以高启强为首的黑恶势力，杀人越货、目无法纪、无法无天，让所有观众恨得牙痒痒的。却也不可否认，2000年的时候，高启强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小人物。

高启强有凄苦的成长经历。父母早逝，他独自拉扯弟弟妹妹长大。剧中一再出现猪脚面线这个意象，它是高启强凄苦的一个见证：小时候，他和弟弟妹妹都喜欢吃猪脚面线，钱不够只能买一碗，弟弟妹妹吃猪脚和面线，他只能喝汤。哪怕生活困顿，高启强也尽可能把好的东西留给弟弟妹妹。后来高启强成为菜市场的鱼贩，但其实他最厌恶鱼腥味，为了供弟弟妹妹读书，他忍受最厌恶的味道，一做就是好几年。

这个时候的高启强，是一个好人：长兄如父、安分守己、勤恳努力。

他之所以变坏，固然有“内因”的作用，但直接推动力是“外因”，也就是不公平的环境。

先是菜市场的菜霸要涨管理费，还要挤走他的摊位，之后更是恶人先告状把他弄进警察局;接着是弟弟准备在当地开展小灵通业务，却遭到电信部门的索贿，缺钱的他只好铤而走险;再接着是阴差阳错下，他“误杀”了人，遭到报复威胁，参与了劫车，彻底地走上违法犯罪之路。而在高启强涉黑之后，他与当地的政法系统有了千丝万缕的勾连，公权力成为高启强的保护伞，黑恶势力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树大根深、积重难返。

高启强的堕落纵然有个人原因，也绝对不能忽略外部环境的影响。就像这部剧的画外音说的，以高启强的聪明才智，他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社会上的不公平分配，让高启强这样勤勤恳恳的小人物误以为“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从而一步错、步步错。

因此，观众憎恶高启强的同时，仍对原本善良的他带有一丝同情。换作其他普通人，如果跟高启强面临一样的困境，不见得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扪心自问：当做一个好人意味着穷途末路，做了坏人却能“前途似锦”，我们真的能禁得住诱惑吗?我们真的能忍受做好人的“苦头”吗?

环境塑造人性

因此，与其一味地谈“内因决定外因”，空洞地呼吁去做个好人，毋宁去省思：好人是怎么就变坏了?如果一个环境里“好人有好报”，那没有人选择去做坏人;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环境里“成为坏人却能名利双收”，那么人性的堕落就不可避免。

就像历史学家柏杨所说：“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环境与人性息息相关，环境塑造着人性。好的环境催生人性之善，坏的环境诱发人性之恶。

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在这个实验中，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原先的计划是观察“囚犯和看守”这两组人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在生理、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变化。

没想到在不到一周时间里，那些承担了看守职务的人，开始在情绪上和身体上虐待那些囚犯;而那些扮演囚犯角色的年轻人，开始对权威表现出反抗、服从，陷入郁闷和抑郁的状态，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自杀倾向，以至于这个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

斯坦福监狱实验论证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一定的环境下，一个好人也会变得邪恶。高启强是如此，《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如此，电视剧《冬至》里的陈一平是如此，《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也是如此。

这些“好人”变坏，除了提醒每个人应该避免作恶外，更警示着打造一个健康、公平、友善环境的重要性，好的环境才能抑制人性之恶、激发人性之善。

一个激发人性之善的环境是怎样的

相较于依靠飘忽不定的人性，环境的塑造更为直接、更为关键。那么，一个激发人性之善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有着公平公正的规则。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纷争，均因利益而起。有限的利益，无限的需求，如果没有人人认可并愿意遵循的分配方法，那么利益的争夺将变得残酷血腥，我们的社会也可能变为人人争抢、互相戕害的丛林社会。这时就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行之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给人们带来一种稳定的预期。

就比如《狂飙》中，之于高启强而言，他在菜市场卖鱼，该收多少管理费就应该明码标价，摊位应该由谁拥有也应该有一套明确的规定;而不是菜霸说想要涨管理费就涨，有关系的人看上了高启强的摊位，高启强就得让给他。一旦规则变成了：谁拥有权力、谁想怎能分配就怎么分配，那么公平公正也就荡然无存，人们稳定的制度预期被打破，为了获得确定性，他们可能就会效仿高启强：努力与权力攀上关系，努力经营关系，通过关系谋取利益。

这样的制度，由谁来保障?很多时候是由公权力。人们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公权力，让公权力成为利益分配的裁判员，公权力理应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理应为人民提供正义的服务。可很多时候，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的公权力，携权力以自重，或利用公权力寻租，或以公权力作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从而获取巨额的非法财富，从根源上践踏了公平。

剧中高启强的弟弟想要做小灵通业务，需要先向电信部门的管理人员行贿，才能得到批准;当兄弟俩蜕变为黑社会组织的老大后，他们要“洗白”为合法公司并开展业务，事先向当地的公职人员“送土特产”(金条和人民币)，就能得到各种招标的内部信息;当权力与黑恶势力盘根错节，并结成利益共同体后，就像剧中政法系统的人多次给黑恶势力通风报信，导致调查一再无疾而终，黑恶势力一再逍遥法外。

可见，一个激发人性之善的环境，应该是一个公权力不敢“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的环境。

公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做好公平的践行者与守护者，否则民众将难以树立起对法治与规则的信仰。

一个良好的环境，一定是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环境，一定是一个让作恶者难行、让好人获得回报的环境。否则，如果做坏人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就像高启强越坏越如鱼得水;而作为一个好人变成一件代价特别大的事情，如同剧中的男主角安欣为了求得正义苦苦坚持了20年，20年来他白了头发、失去了一切，那么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质问的：“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总之，我们无法让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层面上的“好人”，但一个良好的环境，却可以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好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高启强的变坏，与环境的“异化”脱不了干系：好人没好报，坏人享“福报”。好在，高启强等恶人的最终陨落，也说明了我们的环境还是拥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在不断改善。

希望高启强这样的角色，只是虚构的文艺形象，而不再是现实的某种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