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2周年。作为作家,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而他的家庭和晚年,无疑充满了各种不幸。

(相关资料图)

"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特别是对那些钦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保罗·约翰逊

本文选自《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 著,杨正润 译。

大文豪的另类"家庭暴力”

文 | 保罗·约翰逊

我们把托尔斯泰看作一个职业小说家。

这是事实。《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名誉和财富。这是过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过的。

但是,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写小说。旧制度下的贵族们,都难以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写作是比较下等的工作。托尔斯泰也是如此。他对诗人费特说："写小说既愚蠢又令人羞愧。”所以,他时常放弃艺术,去行使道德导师的职责,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高,这种倾向日益显著。

这是一场灾难。作为一位作家,托尔斯泰当之无愧。但是,他不想成为世俗的作家。他期望去领导,虽然他在这方面根本不具备能力；他希望去发出预言,去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去改造这个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不具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格。这样,他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了一片混乱的荒野。

01

性别偏见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负罪感。比如他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经常进行自我谴责。

但这种自我谴责,是有选择性的。

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1853年5月14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直到81岁为止,都不能没有性生活。青年时期,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录他"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仍然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国乡村姑娘。

托尔斯泰,1848年

日记的基调是不停地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

"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1851年4月18日） "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 "女佣们妨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也会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从欧洲回来后,他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然而,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

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也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屠格涅夫私生女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

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晚年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

"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轻佻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托尔斯泰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实际上,他不承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他强烈反对J.S.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妇女解放观,甚至认为应该禁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

托尔斯泰在他的庄园骑马

02

可怜的托尔斯泰夫人

34岁时,托尔斯泰选择了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作为婚配对象。他当时没有多少钱,是个出名的赌徒,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她当时是一个相貌平常、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英尺高。

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

中年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于是,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履行他的"公开性”准则,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包括光顾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后来她对他说："是的,我已经原谅你了。但这太可怕了。”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她11岁就开始记日记了。

索尼娅得知丈夫是个怪物,受到了惊吓。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思想上的毛病。比如,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其中有些钱还是向穷人借的）；她还看出,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

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了一起。她惧怕、屈从于丈夫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尼古拉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托尔斯泰并没有帮助妻子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事。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而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婚姻竟然一直维持了下来。

托尔斯泰的妻子索尼娅 托尔斯泰夫妇

索尼娅设法维持婚姻,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而且是他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务。她承担起可怕的任务,把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小说手稿誊写成清晰整洁的副本。这是一份苦差事,但她又十分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她很早就发现,当托尔斯泰施展他真正的专长时,他不再让人难以忍受,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正如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所说的,当他写小说时,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幸福的。因为写作可以赚钱,而他的其他行为只是浪费钱。而且"钱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爱他的文学作品,我崇拜它们,它们打动了我”。

托尔斯泰考虑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养活和维持一个家庭需要钱,他的小说可以赚钱,于是他把写作小说和赚钱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厌恶这两件事情。索尼娅总是催促他去写小说,这让他认定,婚姻与小说都将妨碍他做出真正的预言工作。因此,托尔斯泰逐渐地不仅把婚姻视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视作道德进步的障碍。他对自己特殊的不幸进行总结,并猛烈抨击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爱情本身。

其实,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婚姻问题。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况中印证一下,就会清楚地发现,这句话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都有可争辩之处,真实的情况甚至恰好相反。不幸的家庭,以一些模式反复出现,例如,丈夫是个酒鬼或赌棍,或者妻子不称职甚至与人通奸,诸如此类,不幸家庭的各种特征,总在令人厌烦地雷同和重复。另一方面,幸福的家庭才是多种多样。对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考过。

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败,与他在理智上的失败（他不能对人类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

03

更爱"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

虽然托尔斯泰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但如果不是由于继承了地产即庄园,他们也许可以生活得好一些。田产是使托尔斯泰产生罪恶感的最重要的根源。这种罪恶感逐渐压倒了他,并最终毁了他稳定的生活。

土地和农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俄国,你不可能拥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托尔斯泰很小时就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田产。几乎就从那一刻起,他已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农奴呢？”

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本可明白,经营田产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他的天赋和职责是写作。他本应该卖掉田产,从而使自己摆脱精神上的困扰。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既没有放弃这个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犹豫,结果弄得一团糟。

19世纪40年代末期,托尔斯泰继承田产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对农民的"改造”。但因为面临诸多困难,以及"猪一般蠢笨”的（正像他所说的）农民,他很快就放弃了。18个月以后,托尔斯泰离开了田庄,继续做其他的事情——纵情声色、赌博、服军役、写作。但是,他仍然被"农奴”,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农奴”这个概念所困扰,他在日记（1852）中写道：

"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其愉快的罪恶。”

1856年,他又开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农奴们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让他们获得解放。他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请教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熟人,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农奴们都相信当时的传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算无条件地解放他们。他们没有看出托尔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反而担心他在耍什么花招,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愤慨不已,痛骂他们是一群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的原始人。

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及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些愿望在托尔斯泰心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写道,他要创造一种信仰,它的基础是"基督的宗教,但它净化了教义和神秘主义,它许诺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陈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幼稚的宗教改革家们每日杜撰的想法。

但是,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宗教观念,有着潜在的危险性,因为这些观念与他的政治冲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容易燃烧的东西。自从他完成并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就变得焦躁不安,不再满足于写作,而是准备公开大闹一场：成为世界名人和预言家,一个有无数读者和崇拜者来寻求智慧和指导的人。

第一次爆发是在1881年11月,当时托尔斯泰与家人住在莫斯科。他来到莫斯科的一个贫民区,希特洛夫市场,在那儿,他把钱分给乞丐并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围住了他,他躬身进入附近一家简陋的小客栈,在那儿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恼。回到家中,他脱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着制服、戴着白手套、打着领结的仆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他突然大声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让人无法忍受！”他挥舞着手臂,说要放弃所有的财产,把索尼娅给吓坏了。他立即着手为穷人制定新的救济制度。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往乡村,同他当时的精神导师,所谓的"农民预言家”V.K.苏塔耶夫商讨如何更深入地进行改革。索尼娅独自留在莫斯科,带着他们生病的儿子、仅4个月大的阿列克赛。

1887年的托尔斯泰一家

伯爵夫人认为这是一种遗弃行为。她写了一封信,概括了她与丈夫相处时的种种困难,还有她与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打交道时的愤懑。她说：

"我最小的孩子还未痊愈,而我自己又是那么虚弱、可怜。你和苏塔耶夫也许并不特别爱你们自己的孩子,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够、也不希望扭曲我们自己的情感。（不愿将）向整个世界贡献爱心之类的东西,当作对个人缺乏爱心的正当理由。”

索尼娅多年来一直观察托尔斯泰的行为,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所爱的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他是否真的爱过某一个具体的人？

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无疑是个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沦在贫民窟里,和一个妓女结了婚,1856年年纪轻轻的就死于肺结核。托尔斯泰勉强抽出1个小时,在他临终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坚决拒绝参加葬礼,他要去参加一个晚会。他的另一个哥哥尼古拉也死于肺结核,也是一个应得到怜悯的对象,但是托尔斯泰拒绝去探望他。最终,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赶到他那里,并死在他的怀里。他的第三位兄长谢尔盖,由于赌博输光了所有的财产,托尔斯泰几乎没给他任何帮助。

托尔斯泰的友情也是如此。通常的情况是,托尔斯泰索取,他的朋友们给予。屠格涅夫曾经慷慨周到地帮助过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冷淡、忘恩负义。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了许多关于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却常常并不属实的东西。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托尔斯泰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亲爱的朋友,俄国土地上伟大的作家,请听从我的请求吧。请让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并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经疲惫不堪,不能再写下去了。”

尽管屠格涅夫直到两个月后才去世,但托尔斯泰对这一可怜的请求从未做出任何回应。托尔斯泰说："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我爱他,同情他,读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演员的腔调,他扮演着公众对他期望的角色。

04

整个家庭以悲剧收场

从1865年开始,托尔斯泰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尤其在1890年那场大饥荒中,他的救济方案起了相当好的作用,而政府则想方设法地隐瞒饥荒的严重性。有一次,他还参与救援一个在俄国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杜科波尔派教徒,政府打算将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义者聚集到一起,然后消灭掉。托尔斯泰为他们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声疾呼,最终为他们争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许可。

但另一方面,托尔斯泰拒绝以个人身份参与任何俄国的系统改革计划。他用激烈的言辞,痛骂自由主义者的"改良”学说是一种妄想,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罪恶。他痛恨民主,鄙视议会,称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是"装作长大了的小孩子”。他认为,没有议会的俄国将是比拥有议会的英国自由得多的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响应议会改革。托尔斯泰尤其痛恨俄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战争与和平》中,他公开辱骂了改革家斯彼兰斯基伯爵。

托尔斯泰对俄国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观点：农民是最高的主宰者与决定的力量。是他们集体的力量和他们的"正义性”,在推动历史车轮的运动。他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者的方法来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记事簿上谈到对俄国农村饥荒的思考："俄国全民族的任务是为世界奉献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结构。”四十三年后,他偶然看到这段话,仍为自己的预见力惊讶不已。

在晚年的托尔斯泰眼中,真正的敌人是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正在到处传播他们的思想,腐蚀着整个世界。他在晚年的两篇文章《给中国人的一封信》和《论俄国革命的意义》（都写于1906年）中写道："追随着欧洲国家的道路就等于直接走上一条毁灭之路。”世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英国与美国的制度。俄国必须从西方社会移开目光,放弃工业化,废除国家制度,并采纳不抵抗政策。

以上种种,让托尔斯泰居住的雅斯纳雅·波良纳,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变成了一个圣地。

各种各样的人来到这里寻求指导和帮助,或是来诉说他们稀奇古怪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个由托尔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组成的固定圈子。所有的人都把托尔斯泰看作他们的精神导师。托尔斯泰则扮演着教皇、家长和救世主的角色。拜访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花园的凉亭墙上或写或刻,留下各种各样的题词,比如："打倒极刑！”"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长寿！”"图拉省现实主义作家向托尔斯泰伯爵致敬！”等。

声名远扬的托尔斯泰在晚年树立了一种范式：他创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着手处理世界各地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与各国总统或国王书信往来,发出抗议书,发表声明,特别是在诸多文件、信件上签字,允许各种有关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义。

托尔斯泰甚至还为他的王国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尔·戈里格利耶维奇·切尔特科夫（1854-1936）。此人因善于钻营,逐渐成为这一"宫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很快便开始对托尔斯泰的行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不断提醒这位老人发出过的誓约和预言,帮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标准,常常把他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自然而然地,他也变成了阿谀奉承合唱队的指挥,托尔斯泰很喜欢听到他们的声音。

1905年托尔斯泰和女儿玛丽亚

托尔斯泰的家人们,成了"宫廷”生活的牺牲品。

儿子伊利亚说：

"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我们这样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复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我发现它们是如此顽固,难以摆脱,（我的父亲）对此负有相当的责任。”

另一个儿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溃的折磨,他抛弃妻子与家庭,加入了一个反犹太组织。父亲对性的日益憎恶,使女儿们全都感到了压力。他不仅反对女儿有追求者,而且厌恶她们所选择的男友。1897年,大女儿丹尼娅已33岁,她爱上了一个有6个孩子的鳏夫。这人看起来举止得体,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因此托尔斯泰十分恼火。他对丹尼娅进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列举了婚姻的种种罪恶。女儿玛莎也坠入爱河并希望结婚,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同样的待遇。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因为最接近成为托尔斯泰的信徒,所以她和母亲相处得很不融洽。

托尔斯泰精神激变带来的压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娅承受。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强迫她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使她一再怀孕。然后,他突然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放弃性生活,"像兄妹”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她抗议托尔斯泰放弃个人生活的隐私,对外人谈论和记录他们的私生活——托尔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纯洁生活的誓言,不时地对妻子进行性攻击。1888年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号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后,是那么令人恶心。”几天后,他又写道："我被更强大的力量缠住了,堕落了。”1898年,他告诉阿尔默·莫德："昨天夜里,我又成了一个丈夫,但是没有理由放弃自我斗争。上帝也许会保证我再不这样了。”

托尔斯泰如此详细地与一个外人谈论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娅感到她最隐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众的注目之下。

1908年的托尔斯泰

知识分子们有一个习惯,写任何文章时都会考虑到将来发表。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日记当作辩护文章和宣传工具,并作为自卫或进攻的武器。随着托尔斯泰与索尼娅的关系逐渐恶化,他在日记中越来越多地指责她。

早在1890年,索尼娅就写道：

"我一直帮他抄日记,他开始为这件事忧虑了……他想要毁掉以前的日记,以便仅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现在他的孩子以及公众的面前。他的虚荣心太强了！”

没过多久,他就把当时正在写的日记藏了起来。于是互相阅读日记的"公开性”原则瓦解了,两个人都变得行动诡秘起来。索尼娅说,"以前,他要我誊写他的作品,现在他把这事交给了他的女儿们（她没有说‘我们的"）,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来,以防被我看到。他这种有计划地把我从他的个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让我疯了,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托尔斯泰开始记一本"秘密”日记,并把它藏在他的一只长筒靴里。索尼娅在他平常的日记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开始怀疑是否还有一本秘密日记。她四处搜寻,最终找到了它。读完之后,她在日记里粘上一张纸,上面写着：

"带着一颗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这本令人悲哀的日记。关于我,甚至关于他的婚姻,他所说的是多么不公正、残忍和——愿上帝和尼古拉耶维奇宽恕我——不真实,这是歪曲和捏造。”

这场噩梦般的日记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索尼娅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托尔斯泰从道德上对此感到极端地厌恶,他越来越坚信,妻子的这种要求在阻碍他追求精神的完善。比如他写道："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着十盘菜,有冰淇淋、仆人、银餐具而乞丐们从门口经过。”在给她的信中,他写道："我刚从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来,就好像从一场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引着我去自杀。我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从中我看到的是毁灭……你我之间有一场生死之战。”

托尔斯泰夫妇

1910年6月,这场斗争达到了悲剧性高潮。导火线是切尔特科夫瞒着托尔斯泰,私下里把那些日记都拍了照片。7月1日,索尼娅坚决要求把日记中"令人不快的章节”删掉,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表了。当时发生了一场争吵。事后,她和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的秘书）一同乘坐马车时,哀求他劝说切尔特科夫还回日记,"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怜……看着这个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无法不产生深深的同情”。当布尔加科夫和切尔特科夫谈到日记的事情时,他显得"极度地狂躁不安”,并指责布尔加科夫把日记收藏之处告诉了伯爵夫人。

切尔特科夫向托尔斯泰抱怨。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索尼娅（7月14日）,在信中他坚决认为,"最近这几年,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易烦躁、专横和缺乏自制力”,夫妻两人现在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已经完全背道而驰”。

为了解决争端,日记被密封起来,锁在银行里。

托尔斯泰夫妇

一个星期后,即7月22日,托尔斯泰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罗蒙特村,去签署一个新遗嘱。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权都留给最小的女儿,并指定切尔特科夫为遗产管理人。切尔特科夫安排了这一切,还亲自草拟了文件。

8月3日,发生了一场"噩梦般的争吵”。索尼娅明显地谴责切尔特科夫与她的丈夫有同性恋关系,托尔斯泰"气得僵在那儿”。9月14日,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切尔特科夫当着她的面对托尔斯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妻子,我会开枪打死自己。”一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已经在长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并读了它。第二天,他违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协定,把切尔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挂在他的书房里。当他出门骑马时,她把相片撕了个粉碎,并在盥洗室里用水冲走。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半夜里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显然是在寻找秘密遗嘱。他唤醒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并宣布："我现在就离开这儿,永远。”当晚,他上了一列火车。第二天上午,切尔特科夫得意扬扬地将此事告诉了布尔加科夫,"他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激动”。索尼娅得知这个消息后,纵身跳入池塘。这以后,她曾几次企图自杀,虽然这些行为（的决心）不那么令人信服。

11月1日,托尔斯泰染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不得不离开火车,被安顿在梁赞—乌拉尔线上的阿斯塔波沃车站。两天后,索尼娅及其子女乘快车赶来探望他。7日,传出了预言家去世的消息。

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特别是对那些钦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对重大问题的崇高辩论,而是充塞着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这是最恶劣的家庭争端。后来,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车站临终床上的场景,变成一幕"圣经”般的悲剧。但事实却是,他那暴风雨般的漫长人生的结尾并非轰然巨响,而是一声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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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 著

编辑：李嘉平

审核：杜小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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