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观点：刘元春：一揽子消费刺激很有必要，但必须以社交恢复为前提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金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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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7期)，本期论坛聚焦“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针对消费刺激、消费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分享。

外部冲击下，应该准确思考短期消费刺激的跨期效应

消费刺激所带来的跨期效应，可能比传统经济学所讲的这种跨期替代要小得多。尤其是在外生冲击的条件下，导致经济循环出现了减缓。经济循环断裂的状况中，短期消费刺激的功能是启动循环、带动整个经济活力的一个关键，而不是简单的要进行过度考虑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替代。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短期消费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经济循环的启动和加速，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不是在扩大内需中间的辅助性工具。所以，制定一揽子的消费刺激方案非常有必要。

消费刺激政策要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匹配

为什么欧美采取了很激进的消费刺激政策，并且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美国，在全民收入计划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全民进行疫情补贴来消费，美国消费端的拉动是很明显的。

我们为什么难以采取这样的政策?这是我们要抓住的重点。第一个是防控政策不一样，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必须要构建在消费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常态化的状态下，而不能有过多的社交隔离和静态管理，才能够进行消费刺激。否则，大量的消费刺激和相应的补贴只会产生替代效应和储蓄效应，而不会产生当期的拉动效应。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根本没办法进行这种娱乐性的消费，高端性的消费。

消费刺激政策必须要与疫情防控政策的精准化、科学化、进一步的优化要匹配起来，而不是单向而行。

在外生冲击和需求不足是一个中期现象时，不能持续过度使用投资刺激政策

我们的政府非常擅长于进行大规模项目，进行大企业的扶持，来展开扩内需的政策。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在下一期是供给，因此投资刺激和消费刺激有本质性的一种差别，消费刺激不可能在下一期转化为供给。

但投资会有一个后遗症，如果在短期无法快速启动经济的话，它会产生强烈的供给端效应和一种财务端效应，如果我们大规模的进行企业端投入，而没有真正的需求，直接会导致烂尾工程，导致刺激的效率以及供求平衡的调整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外生冲击和需求不足是一个中期现象的时候，是一个结构性趋势性现象的时候，一定要将刺激政策从投资端向消费端进行转换，而不能持续的、过度的使用投资刺激政策。

为什么我们这么偏爱投资刺激?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要运行，有大量的就业要进行。我们要保就业、保市场主体，扩内需战略往往从利益结构和战略定位，愿意从投资端进行实施。

很多人会谈到，政府为什么很擅长于在投资端发力，而不擅长在消费端发力，原因就是投资端符合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的一种战略目标，同时也有很好的实施体系，但是在消费端这种体系是不存在的。

从跨周期、结构性的视域下，思考调整刺激消费的政策

更要注意的一点是，当需求不足、内需不足是一种超越周期、趋势性、结构性的现象时，我们要启动的不是短期扩内需的凯恩斯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而是要启动扩大内需的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这里，必须要区分扩大内需战略与凯恩斯逆周期调整的扩内需政策有本质区别，凯恩斯扩内需政策就是短期逆周期的。但是，扩大内需战略是穿越周期，要在中长期的战略实施，因此它不是用逆周期政策作为主体，而是用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改革作为它的主体。

比如扩消费，从扩内需战略来讲，很重要的是在收入层面上做文章，要真正在战略层面上扩大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是一个关键。

在支出端，必须要进行社会安全网的构建，减少审慎储蓄、安全性储蓄。必须要在房地产这种挤占消费资金的方面做文章，使住房回归到居住的属性上，同时为中低端阶层提供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和一些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在公共服务上，启动一些中高端消费上要有战略安排。

因此，我们不能把扩大内需战略等同于凯恩斯的逆周期短期刺激政策。在当下可能需要我们在短期和中长期有一个相互配合的举措。这需要我们对这种跨期短期循环的启动要有一个定位，对于疫情政策与刺激性消费政策要有一个定位，对于消费刺激和投资刺激之间的权衡要有一个新的把握，对于凯恩斯短期消费刺激与消费战略之间要有一个新的把握。只有把这四种关系把握清楚，才能够很精确、很科学的构建下一步一揽子政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