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王室和贵族在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
【资料图】
甲骨文是目前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提供了商代最原始、最真实的史实信息,佐证了商代为信史,大大延伸了中华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殷墟甲骨文主要是指是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从盘庚迁殷至殷纣王亡国)的文字孑遗,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因为出自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因所刻多为占卜内容,故又称贞卜文字、卜辞、甲骨卜辞。
殷墟甲骨发现120多年,至今约有15万片,总计一百五十万个字。
另外除了殷墟甲骨文,后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陕西发现了西周早期甲骨文,那个数量比较少,主要还是殷墟甲骨文。
【二】
一直以来,中国上古史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被当作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根据他所掌握王室档案材料写成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详细地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王室世系和兴亡的历史过程。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确信无疑。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继承清代一些学者疑古思想的基础上,学术界兴起一股疑古思潮,以著名学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以所谓“层累造成的古史系统”,认为传统所谓的中国古史,并非客观真实的历史,而是后人一代代垒造起来的历史。由此质疑中国上古史的存在,质疑古文献记载,冲击了先秦史信史的体系基础。
怎么看古史辩派对上古史的质疑呢?实际上,古史辩派的学者们,以一种审查史料的做法去看待上古史系,有其科学性和实际价值。但是疑古过头,在国内外产生了始料未及的负面作用。
著名的学者胡适就主张,把古史压缩两三千年。杨宽、陈梦家质疑夏代的存在。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更为极端的做法,讲中国古代史从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开始,多卷本的《新编中国史》,也是不包括先秦史,而是从秦汉史讲起。
国外的影响更甚。直到现在,有些外国学者都还受古史辩派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的夏代根本不存在,那就是商代的一个道理或者是周朝人的回忆而已。
比如,著名的美国学者艾兰,她的一系列著作都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夏代不存在,在著名的《龟之谜》这本书中,认为夏代就是商代的一个倒影。
1990年5月份,在美国专门召开的一个夏文化的国际研讨会上,西方学者基本质疑中国夏代的真实存在。《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基本不提先秦史,可以说都是阉割了我国古代史。
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经过几代学者研究甲骨文材料及与之相关的殷商历史,学术界逐渐得出了与“古史辨派”完全不同的观点。罗振玉、王国维等利用甲骨文对古史进行修正形成了以二重证据法为核心、熟习古代典籍、结合古地理、秉承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的“罗王之学”。
罗振玉搞清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是安阳的小屯村,发现了“殷王名谥十余”。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对《史记·殷本纪》进行印证和复原,对《夏本纪》进行了推测。
罗王之学在当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与“古史辨派”对垒叫阵,但是有意识的针对“古史辨派”的“破”而作的“立”,至今看来,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建设工作。
其后甲骨文大师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胡厚宣等人的深入研究,最终确定了小屯村一带是商朝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灭国,共历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不复徙都”的晚商都城。
新时期以来,研究夏代历史最具著名和影响的是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他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提出:“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三】
甲骨文不仅解决了殷商信史的问题,还提供一些寻找夏的线索。
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陶器刻划符号,比如一个黑陶纺轮的刻划与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较相似。这些符号大约有24种之多,分别分布于大口尊等陶器的口沿内部。夏鼐、邹衡等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
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共”字陶文,陶寺遗址发现了朱书符号。
当然,在二里头等文化遗址发现一些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目前还没有多少考古学证据可以说明夏代已经有了大量使用文字的现象。
另外,殷墟甲骨文发现了“夏”字等痕迹,虽然可能与夏代关系不大,但也为寻找夏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甲骨文中有夏代后裔孑遗。夏商周时期的“改朝换代”,改变的只是最高权力的转换,体制并无大的变动,诸侯、方国只要不是同被推翻王朝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大多诸侯、方国都是随着新王朝的建立而顺风转舵,承认新王朝的统治而继续存在。
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五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在商代被续封,仍保有诸侯的地位,是夏代的诸侯见于殷墟甲骨文者。而不听号令者,如土方,则沦落为商王朝的敌对方国,遭到讨伐。这些甲骨文材料,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夏代的存在。
由此可见,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复原了殷商历史框架,恢复了人们对于上古史系统的信心,具有无上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四】
甲骨文之于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和重要地位远不止历史文化价值。比如,甲骨文的发现之于考古学、文字学、语言学、语法学、文学、古典文献学、书法艺术等等学科和门类,都有极大地推动作用,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如今,甲骨学不仅是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它已经交叉渗透到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及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之间,成为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
甲骨文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文字学角度和文化角度进行研究,还可以从文化史的各个方面,以及科技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我们能够从甲骨文里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所在、总形与前身,甲骨文的文化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由此可知,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及其研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甲骨文我们完全可以读出来中国文化自信。
(注: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朱彦民。原文发布于大河网学术中原,感谢大河网智库的授权。编发时略有改动,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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