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专访史毅：老龄化并不可怕，中国正迎来新的人口红利期

顶端新闻记者 张恒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口趋势与生育问题引起热议，相关话题阅读量过2亿次。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

当下，中国人口呈现出高龄少子化特征。人口红利消失了吗?如何破解目前的人口问题?两会期间，顶端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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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会影响公共资源配置，但也有积极影响

顶端新闻：中国出现高龄少子化等趋势。这种人口趋势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史毅：从现在的人口变化趋势看，主要有两方面特点，一是高龄化，二是少子化。人口趋势的变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少子化会对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公共配置产生冲击。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教育、医疗资源的一些配置，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出生人口带来的新需求。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最近三年，学前教育也就是幼儿园的学位资源出现空置。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学前教育资源将面临重新规划调配。

老龄化对公共资源的配置影响较大。因为高龄化会带来公共财政压力的提升，比如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需求提升，医保资金压力，养老金压力等。

顶端新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出，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大概有哪些?

史毅：高龄少子化确实会带来相对积极的影响。

第一，人口缩减给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我国目前有4000多万学前教育的学位，且大都是大班额。出生人口减少后，可以缩小师生比，改善人均学校面积、人均设施等水平。从这个角度上说，有利于促进现有资源的重新整合利用。

第二，老龄化阶段，消费侧也会有较大变化。消费结构从原来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的发展性消费，可能慢慢会转向服务式的消费。这类消费对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两个要素的关系，目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从日本的经验看，日本快速老龄化时期，也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说，在特定阶段，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规模，不见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反而可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空余岗位，促进社会流动。比如1961~1963年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最近两年陆续进入退休，离开原有工作岗位。这带来的岗位空余比此前任何一段时期都要大，实际上为不同行业的岗位调整、向上流动提供了机遇。

第四，快速老龄化阶段，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也会比较快。特别是在服务业方面，从日本、韩国、西欧的一些国家经验来看，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各类技术对人工的替代率相对较高。

顶端新闻：关于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应该怎样去理解?

史毅：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我更倾向于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因素，但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人口，人口是根基，但社会经济能不能迎来快速发展，或者说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并不是由单一的人口因素决定的。在特定的时机和条件下，经济发展还要依靠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环境等因素，把人口资源统筹利用起来，人口优势才能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

如果中国只依靠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有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比如东南亚某国，人口规模和中国相当，过去几十年并没有取得经济的飞速发展。因为他们没有能把人力资源充分调动起来的制度设计，反而人力资源成为消耗食物、能源、环境的因素。

顶端新闻：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做是调动富余劳动力的重大政策安排?

史毅：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我们有充足的人力资源，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而改革开放是一个关键性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即使拥有非常充足的人口、劳动力，我们的经济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快速的发展。

中国正在打开新的人口红利窗口

顶端新闻：从政策设计来看，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有哪些着力点?

史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其实中央对于优化人口战略的问题，已经做出了比较明确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一老”“一小”两个维度。

解决“一老”，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资源、医疗服务资源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保障老年人口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质量。同时，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把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充分调动起来。

针对“一小”，主要着力点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包括：一是加大对家庭的时间支持，减轻照顾婴幼儿的时间负担。比如延长产假、育儿假、护理假，弹性工作制设计等。二是从经济上减轻家庭养育和教育成本。很多地市也已经开始发放育儿津贴，面向托育机构发放补贴，来减轻家庭的照料压力。三是服务支持。一方面要不断改善托育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要增强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生不出”也是导致少子化的因素之一，生殖健康服务，特别是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会是接下来的重点之一。

顶端新闻：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您怎么看?

史毅：人口红利概念最早的定义，叫人口机会窗口期。从原来的定义来看，我们确实过了人口机会的窗口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判定标准是“劳动年龄人口与少儿和老年人口总和的比例”。通俗来说，就是干活的人远远超过了要被抚养、要被赡养的人。

其中有个问题是，过去我们判断人口红利，实际上是把每个劳动年龄人口，当成是同等的劳动资源对待。但是实际上每个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素质是不一样的。2023年我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超过10年前，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质量已经有了快速提升。

我认为，判断是否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时，应该把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简单做个乘法，比方我们原来有100人，每个人受教育年限6年，总的人力资本年数是600年;如果现在人口减少到50人，人均受教育年限都达到15年，反而有750年的受教育年限，这就是教育资本的积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实际上正在开启另外一段人口红利期。人口机会窗口期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是不可逆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人口质量或者说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就是人口质量提升带来的红利。

顶端新闻：在你的研究中，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有哪些?

史毅：生育意愿降低的因素非常复杂，简单来说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生育成本的上升，当下年轻人考虑的生育成本，已经不是简单的备孕、分娩、产后恢复等生育行为的狭义成本，他们会考虑教育、养老、个人职业发展、收入、生活质量等方面，还包括家庭内部的和谐关系。

这些因素的叠加，会让生育成本的测量变得更复杂、更不可控，因为它的主观性变强了，超出了我们原来理解的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

从国外经验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个人对于经济社会环境的预期。最近几年，OECD国家包括日韩的生育水平出现新一轮下降。他们生育意愿降低的一个因素，就是人们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没有那么乐观了。

生活方式等的个体化取向，如结婚意愿降低，也会影响生育。一个狭隘的维度可以提供讨论，有一种理论会认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家庭。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可预期的支撑，这时人们组建家庭、生育养育孩子的需求也会降低。

顶端新闻：关于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你有哪些建议?

史毅：我们最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建议，要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四梁”是前面提到的对生育的时间、经济、服务、环境四方面的支持。“八柱”指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四梁”的支持政策能够做好、落实到位，符合家庭发展的需要。

简单来说，“八柱”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调查研究机制、建立包容友好的政策完善机制、建设稳定的宣传倡导机制、建立高效规范的服务机制、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投入机制、建立安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

其中，建立高效规范的服务机制又包含四方面的网络建设：第一是婚育信息的服务网络，先解决结婚问题。第二是生殖健康的服务网络，解决“生不出来”的问题。第三是生育过程的服务网络，包括母婴保健等一系列的和生育行为相关的方面，解决“生不起、生不好”的问题。第四，婴幼儿照护的服务网络，也就是托育服务的网络，解决“养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