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亭：北宋四大书院，哪个排第一-天天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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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流行有“中国四大书院”之说，指的是北宋时期位于商丘的应天书院、长沙岳麓书院、登封嵩阳书院和九江白鹿洞书院。 这四大书院，两个在河南，另外两个分别在湖南和江西。从位置上看，应天书院在闹市，另外三所书院在山中。 于是，问题来了：这四大书院，哪个排第一？站在不同的角度，各执一词，不仅学术界说法不一，尤其是书院所在的当地，皆以自己的书院为美。 认真分析，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四大书院各有特色。而各地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和文旅发展的需要，也都把书院当成一个靓丽的品牌来打造。 “四大书院”这一说法是由南宋学者提出来的，一直流传至今。最先提出“天下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学者范成大。 对于范成大，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不仅是学者，还是诗人、词人。他的诗知名度高，因此也很好读，比如《四时田园杂兴》之二十五： 梅子金黄杏子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 惟有蜻蜓蛱蝶飞。 这是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你看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希，有花有果，有色有型。后两句，静中有动，显得这景色更静、更美。 有一年，范成大游历位于今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的石鼓书院，写了一篇美文《石鼓山记》。在这篇游记中，他说：“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徂徕书院在山东徂徕山，为孙复的学生石介所建（孙复是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教书时的学生）；金山即茅山，在南京。可以看出，范成大眼中的四大书院，均与山有关——徂徕山、茅山、岳麓山、石鼓山。这是范成大定四大书院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参照。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朱熹，邀请著名学者吕祖谦为白鹿洞书院作记。吕祖谦于是作《白鹿洞书院记》，明确提到“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睢阳”指应天书院；“是洞”指白鹿洞书院。在吕祖谦看来，四大书院是指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到南宋末年，知名学者王应麟在其《玉海》中，仍然认为宋朝初年的四大书院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与吕祖谦观点一致，而且顺序也没变。 到了元朝初年，学者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两次提到四大书院，但说法前后不一致。前面说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后面说是白鹿洞、嵩阳、岳麓、应天府。不仅名字不一样，顺序也不一致。 清代学者全祖望将宋代四大书院分为北宋四大书院和南宋四大书院。认为北宋四大书院是嵩阳、睢阳、岳麓、白鹿洞，南宋四大书院为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丽泽在浙江金华（吕祖谦创办），象山在江西贵溪（陆九渊创办）。全祖望关于北宋四大书院的说法与吕祖谦相一致。 1998年，中国邮政发行《古代书院》邮票，全套四枚，所列四大书院的顺序是：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 这样，北宋“四大书院”之说，南宋以来，意见纷纭。到了现世，由于邮票的发行，不仅使四大书院闻名于世，而且“四大书院”之说基本定型。 当然，说是“定型”，却很难定型。我们若从不同角度、不同时空来考察，似应还有研究的空间。 首先，四大书院，哪个排首位。前面提到的说法中，即有嵩阳和应天之分。嵩阳书院坐落于嵩山南麓太室山下，五代后周时建。由于嵩阳书院位于中州大地，离北宋都城开封和西京洛阳都不远，具有政治、文化、区位等优势，学者往来频繁，所以书院发展较快。今天的嵩阳书院，与郑州大学联姻，影响也越来越大。

其次，位于长沙的岳麓书院，从创建一直到今天，弦歌不绝，现在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真可谓是“千年学府”。从今天的盛况看，岳麓书院是其他三所书院所达不到的。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就目下所及，感到“岳麓书院可以当之无愧地享受天下书院之首的美名”。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地理位置较好，朱熹和学界名流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或辩论，这里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从建筑风格上看，几进几出的大四合院落，布局相当考究；从建筑材质结构上看，多为石木或砖木结构，建筑时间以明、清建筑为主，颇具清雅淡泊之气。从2000年开始，白鹿洞书院与九江学院联合，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每年出版一本《中国书院论坛》，在学界亦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三，位于商丘的应天书院，宋朝南迁后，与嵩阳书院一样，一直处于北方的战乱之中，几近荒废。后来又由于黄河决口，把应天书院冲决湮没，尽管在元、明、清时代，一直有人在恢复，在重建，在光大，其声势也很炽然，但毕竟多次换址，伤了不少元气，书院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是，需要注意，我们穿越历史，谈北宋的四大书院，应天书院还真是应该坐首把交椅。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应天书院后来升格为府学、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这一点是其他书院没有的。 其次，应天书院成为官办书院后，与北宋政府关系密切，主讲、助教、说书、讲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官府还赐给一部分学田；特殊情况下，可以增加进士录取名额。这是由于商丘是赵宋王朝的发祥地决定的，其他书院没有受到这样的殊荣。 第三，应天书院与北宋科举密切相关。当其他书院还停留在藏书、祭祀、讲学等原有书院规制的情况下，应天书院则更加重视培养人才，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不仅讲经，而且讲文，从而培养了国家需要的大量股肱之材、廊庙之器，不仅“相继登科”，而且多“魁甲英雄”，很多人做官到了宰相之位。这一点，也是其他书院达不到的。 第四，应天书院的办学模式成为了其他书院的办学模板，即是如范仲淹所说的“天下庠序，视此而兴”，成为了全国各地办学的样板工程。 最后，应天书院培养了范仲淹。其他书院也都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朱熹、吕祖谦等大学者坐镇讲学，名声很大，但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先忧后乐思想都是在应天书院学习、教书时孕育的。其改革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开展了“庆历新政”，这一点是很多教席、学子达不到的；而他的“先忧后乐”思想更是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的应天书院，坐落在商丘古城的东南角，东、北、西三面环水，南面临着城郭，庄严巍峨，透示着它的沧桑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