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三版“连环计”，计计大不同（10） 焦点快看

从东汉末代皇帝刘协即位的189年，到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灭吴的280年，这一段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大三国时代，时长不过91年，放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它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却远超其他辉煌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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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个“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混乱时代产生了太多叱咤风云的英雄？

非也。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英雄人物，被后人以平话、戏曲、小说以及民间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侠客情结。

并且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渲染和刻画人物形象的需要，不断地衍生出许多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故事情节，而且各种艺术形式交相辉映，缤彩纷呈，版本众多。

人们对三国时代的研究，从历史到文艺，从内容到作者，从版本到流变，越挖越深。它就像一座取之不歇的宝藏，让专家、学者们乐此不疲，热闹非凡。

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从文学的三国到历史的三国，再到戏曲及民间的三国的历程。如今又啃起了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底本及流变过程研究的硬骨头。

前面一到九期的内容，我们分别从《三国志》《三国志平话》“说三分”“三国戏”等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对比研究，得出《三国演义》的作者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以及《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不可能在元末明初的学术观点。

从本期开始起，我们继续从更加精准、细致、具体、可见的角度，进一步加固我们所主张的观点。

本期就以三个不同时期的《连环计》为实例，即元杂剧《连环计》、明传奇《连环计》以及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连环计》，来研究一下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血亲”关系。

首先，我们拿元代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与明代戏曲家王济创作的传奇《连环记》。所谓传奇，是对明代戏曲的特别称呼。

虽然二者都是讲述吕布戏貂蝉以及王允运智除董卓的故事，但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大不相同，体现了各自的时代特征。虽然我们当下能看到的元杂剧多是经过明人修改过的版本，但仍然能感受到与明代王济传奇《连环计》的极大区别。

比如董卓这个人物，在元杂剧《连环计》中的道白是：

“官封九锡位三公，走追奔马显英雄，文武官员闻我怕，某中心不老汉朝中。”

“某每回临朝，将我这腰间的剑锋露四指，雪刃吓文武群臣，人人失色。”

“某家看来，朝里朝外，除我一人，再有谁敢和我做对手，我就着他立生祸殃，身家也不保，九族不留。”

这些道白充分刻画出了董卓的那种凶恶残暴的性格和独霸朝野的野心。

但在王济的传奇《连环计》中，对董卓的刻画更加深刻和复杂。它的道白是这样的：“洛阳眼底无天子，金坞行中多玉人。”

很明显，明代传奇的表现手法没有元杂剧的那种粗犷和直白，而是更具有艺术味道和丰富的内涵，更衬托出了董卓不但阴险而且狡诈的一面。

再如在处理董卓与王允之间的关系上，显然王济的处理更胜一筹。

元杂剧《连环计》中的董卓几乎对王允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即使因二人因貂蝉产生冲突时，也没有出现过对王允表示怀疑的句子。而明代王济的传奇《连环计》中的董卓，则是处处提防着王允。

例如在《回军》一出戏中，董卓知道王允送给吕布一条紫金冠后，说了一句“那王司徒乃奸诈之人”。在《掷戟》一出戏中，董卓气愤地说：“去问王允这老儿，说貂蝉送与我，就说送与我；说送与吕布，就说送与吕布。一个人送得来不明不白，使我父子在家拈酸吃醋，是何道理？”董卓还质问貂蝉“为何的，低头倒在人怀里？……全不顾纲常是与非”等。

二者一比，谁高谁劣，一目了然。

同样，二者在处理吕布与貂蝉的人物关系时，元杂剧的表现远不及王济传奇《连环计》的细腻和深刻。

元杂剧中的吕布谈不上是好人还是坏人，把吕布与貂蝉描写成夫妻关系，对貂蝉丝毫没有戒备之心。而王济传奇《连环计》中的吕布，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有勇而无谋，虚荣、贪财又好色。更把元杂剧中吕布与貂蝉的夫妻关系改为偷情关系。

吕布的一句“你好生服侍太师去罢”，彻底把他和貂蝉的关系与元杂剧中的关系区分开来。

二者相比，王济笔下的吕布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有个性，为王允的美人离间计谋得以实施创造了让观众能充分接受的可行性。

那么在处理王允与貂蝉的人物关系方面，二者又有何不同呢？

在元杂剧中，王允对待貂蝉的态度只是利用关系，没有任何父女情分。比如他骂貂蝉是“贱媳妇”以及“卖俏行奸”。在王允的唱段里有这样的词：“谁承望，俺家里搜寻出这美女连环。到来日开筵，我脂粉内暗暗的藏着征战。我施计谋，他怎脱免？”这哪里是一个父亲能说出来的话啊。王允心怀江山社稷没错，但对待貂蝉就像动物一样，根本不考虑貂蝉的感受，只是赤裸裸地把她当成实施计谋的诱饵罢了。

但在王济的传奇《连环计》中，王允被完全刻画成了一个正面人物。比如在《拜月》一出中，当王允无意间撞见貂蝉拜月，并末一直窥视偷听，而是上前将她叫到说话方便之处询问：“夜深人静，在此何干？快说真情，饶你的打。”当貂蝉讲明事实后，王允还主动道歉：“适才我做爹爹的枉把你埋怨，恕急遽言词颠倒。”

在貂蝉主动表达想要帮他为国分忧解难的愿望时，他虽已然心生计策，却又犹豫：“我观此二人皆溺于酒色，做爹爹的，欲……”刻画出了王允难以启齿的心理活动。

最后，单就“貂蝉”的人物刻画来讲，二者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在元杂剧中，貂蝉就是一个普通的民女，先被选进宫中，后被赐给丁建阳，又被赐给吕布。因战乱与吕布失散，被王允收养。她没有什么大志，只希望能够夫妻团圆，因此当她在看街楼上看到吕布时，就拜月祈求到：“池畔分开并蒂莲，双双间阻久经年。鹣鹣比翼难成就，一炷清香祷告天……”她之所以答应王允实施美人计，只是为了报答收留之恩，而且只是被动参与。

而王济传奇《连环计》中的貂蝉则是一个高大的人物形象，她心怀家国、深明大义、舍身取义、知恩图报。为此，作者在剧情上做了较大的调整，将她与吕布的失散夫妻关系改为完全陌生。她不是因战乱流落府中，而是自幼被王允收养。她知书达礼、心怀对王允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自然也关心国家。

王允为国事“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她也跟着“焚香拜明月，恩主剑如霜，早把奸邪灭”。王济一下子把元杂剧中的那种朴素、天然的个人情感，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在《小宴》和《大宴》两出戏中，王济又进一步刻画了貂蝉智慧而主动的“现身”精神。其故事的曲折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都是元杂剧所无法比拟的。

通过以上元杂剧《连环计》与明王济传奇《连环计》部分内容的比较和分析，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济的《连环计》不可能是从继承和发展元杂剧中的《连环计》而来，即二者不存在借鉴关系。那么，王济的传奇《连环计》是他原创出来的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拿王济的《连环计》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情节相比较，看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借鉴意义上的“血亲关系”。

说到王济，首先说明他本人是明确可考的，虽然生年不详，但卒于1540年是有确切记载的。他早年捐资做了太学生，曾任横州通判，摄理州事，治绩颇佳。

传奇《连环计》是为王济1530年前后多作。而张尚德主持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嘉靖壬午年，即1522年（这是目前公认的该书的最早刻本，实际上，前此已有刻本，后期将有详考）。可见，王济作传奇《连环计》时，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刚问世不久。

启功先生的学生、北师大古文献学专业博士、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书协理事张志和先生认为，王济作此剧时，完全摈弃了《三国志平话》中粗拙的故事形式，对元杂剧《连环计》也不加理睬，而他主要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卷之一的《吕布刺杀丁建阳》《曹孟德谋杀董卓》《虎牢关三战吕布》和卷之二的《司徒王允说貂蝉》《凤仪亭布戏貂蝉》《王允授计诛董卓》几节的内容，然后再加以融合编写而成。

张志和先生进一步分析到：从全剧看，传奇《连环计》不仅是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内容，甚至在语言上也存在大量地照搬抄袭。如《连环计》第六出《说布》，演李肃（末）劝吕布（小生）归附董卓，有这样一段话：

（小生）：萍水相逢，不胜欣跃。乡兄久别，现居何处？何便至此？

（末）：自别之后，添在当朝，为虎贲中郎将之职。闻贤弟领兵到此，匡扶社稷。偶得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踏平地。

（小生）：此马可有名？

（末）：嘎，名曰赤兔。肃不敢乘坐，特献于贤弟，以助虎威。

（小生）：多谢。可借来一观。

（末）：军士们，带马过来。

（杂上）：来了，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爬山紫雾开。掣断丝缰摇玉窖，火龙飞下九天来。马在此。

（末）：贤弟，你看此马，身上火炭一般，并无半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顶高八尺，嘶叫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

以上这些对话，王济基本上是抄录《三志通俗演义》中《吕布刺杀丁建阳》一节中的有关文字。

不信请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原文：

布下拜曰：乡兄，久不相见，见居何处？

肃曰：仕于汉朝，见任虎责中郎将之职。闻贤弟匡扶社稷，不胜之喜。有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李肃不敢乘坐，特来献于贤弟，以助虎威。

布听罢，便牵过来，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顶鬃高八尺；嘶叫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吕布见了大喜。

史官有四句诗，单道赤兔马。诗曰：

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爬山紫雾开。

掣断丝缰摇玉窖，火龙飞下九天来。

很明显，王济只不过是为适应剧本的特点而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这段话作了些调整抄录下来而已。最显眼的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那首诗，王济巧妙地通过戏中的杂角照搬过来。

通览全剧发现，王济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移植”手法编写出他的传奇《连环计》。

王济是最早依据《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编写三国传奇故事的作家，此后像雨后春笋般的兴盛起来。如沈璟的《徐庶孝义》，无名氏的《古城记》、《草庐记》、《桃园记》，秦淮墨客的《七胜记》等，都是依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写成的。因篇幅所限，就不再一一举例。

本期通过三种不同时期的《连环计》的比较研究，可以断定，明中叶以前所出现的三国故事多与《三国志平话》产生借鉴关系，但无一剧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似。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了我们坚持的观点，即元末明初不可能存在一部所谓的由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特别说明，此系列文章是在张志和教授的专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需要，作了相应的删减、延伸、提炼以及行文风格的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读书笔记，以及《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