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作家丨梁晓声：积极之人生，不妨做减法

某日，几位青年朋友在我家里，话题数变之后，热烈地讨论起了人生。依他们想来，所谓积极的人生肯定应该是这样的——使人生成为不断地“增容”的过程，才算是与时俱进的，不至于虚度的。我听了就笑。他们问：“您笑是什么意思呢?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吗?”我说：“请把你们那不断地‘增容’式的人生，更明白地解释给我听来。”

便有一人掏出手机放在桌上，指着说：“好比人生是这手机，当然功能越多越高级。功能少，无疑是过时货，必遭淘汰。手机必须不断更新换式，人生亦当如此。”

我说：“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而手机没有。一部手机，其功能多也罢，少也罢，都是由别人设定了的，自己完全做不了自己的主。所以你举的例子并不十分恰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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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驳道：“一切例子都是有缺陷的嘛!”另一人插话道：“那就好比人生是电脑。你买一台电脑，是要买容量大的呢，还是容量小的呢?”我说：“你的例子和第一个例子一样不十分恰当。”他们便七言八语“攻击”我狡辩。我说：“我还没有谈出我对人生的看法啊，‘狡辩’罪名无法成立。”于是皆敦促我快快宣布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我说：“你们都知道的，我不用手机，也不上网。但若哪一天想用手机了，也想上网了，那么我可能会买小灵通和最低档的电脑。因为只要能通话，可以打出字来，其功能对我就足够了。所以我认为，减法的人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而我所谓之减法的人生，乃是不断地从自己的头脑之中删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残余的信息都不留存，而使自己的人生‘节目单’变得简而又简。总而言之一句话，使自己的人生来一次删繁就简……”

我的话还没说完，皆大摇其头曰：“反对，反对!”

“如此简化，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面对丰富多彩、机遇频频的人生，力求简单的人生态度，纯粹是你们中老年人无奈的活法!”

我说：“我年轻时，所持的也是减法的人生态度。何况，你们现在虽然正年轻着，但几乎一眨眼也就会成为中老年人的。某些人之所以抱怨人生之疲惫，正是因为自己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果连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而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而心无旁骛，则首先要从眼里删除掉某些吸引眼球的人生风景……”

对方们皆黯然，未领会我的话。

我只得又说：“不举例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一个绝妙的例子将人生比喻得百分之百恰当。我现身说法吧。我从复旦大学毕业时，二十七岁，正是你们现在这种年龄。我自己带着档案到文化部去报到时，接待我的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可以选择留在部里的，但我选择了电影制片厂。别人当时说我傻，认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留在部级单位里，将来的人生才更有出息，可以科长、处长、局长地一路在仕途上‘进步’着!但我清楚我的心性太不适合所谓的机关工作，所以我断然地从我的头脑中删除了仕途人生的一切‘信息’。仕途人生对于大多数世人而言当然意味着颇有出息的一种人生。但再怎么有出息，那也只不过是别人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在人生的某阶段，难免会被塞入林林总总的别人对人生的看法。这一点确实有点儿像电脑，若是新一代产品，容量很大，又与宽带连接着，不进入某些信息是不可能的。然而判断哪些信息才是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一点却是可能的。又比如我在四十岁左右时，结识过一位干部子弟。他可不是一般的干部子弟，只要我愿意，他足以改变我的人生。他又何止一次地对我说，趁早别写作了，我看你整天伏案写作太辛苦了!当官吧!先从局级当起怎么样?正局!我替你选择一个轻松的没什么压力的职位，你认真考虑考虑。我说，多谢抬爱，我也无须考虑。仕途人生根本不适合我这个人，所以你千万别替我费心。费心也是白费心。”

何以我回答得那么干脆?因为我早就考虑过了呀，早就将仕途人生从我的人生“节目单”上删除掉了呀!以后他再劝我时，我的头脑干脆“死机”了。

大约在我四十五岁那一年，陪谌容、李国文、叶楠等同行之忘年交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开幕式。那一年有几十位台湾商界人士去了哈尔滨。在市里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台湾商界人士对我们几位作家亲爱有加，时时表达真诚敬意。过后，其中数人，先后找我与谌容大姐“个别谈话”——恳请我和谌容大姐做他们在中国大陆发展商业的全权代理人。“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你们来对市场进行考察，你们来提议。一个亿?两个亿?或者更多?你们只管直说!别有顾虑，我们拿得起的。酬金方式也由你们来定。年薪?股份?年薪加股份?你们要什么车，配什么车……”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不由人不动心，也不由人不感动。

我曾问过谌容大姐：“你怎么想的呢?”

谌容大姐说：“还能怎么想，咱们哪里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

她反问我怎么想的。

我说：“我得认真考虑考虑。”

她说：“你还年轻，尝试另一种人生为时未晚，不要受我的影响。”

我便又去问李国文老师的看法，他沉吟片刻，答道：“我也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依我想来，所谓人生，那就是无怨无悔地去做相对而言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

那一夜，我失眠。年薪，我所欲也;股份，我所欲也;宝马或奔驰轿车，我所欲也。然商业风云，我所不谙也;管理才干，我所不具也;公关能力，我之弱项也;盈亏之压力，我所不堪承受也;每事手续多多，我所必烦也。那一切的一切，怎么会是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呢?我比较能做好的事情，相对而言，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啊!

翌日，真情告白，实话实说。返京不久，谌容大姐打来电话，说：“晓声，台湾的那几位朋友，赶到北京动员来啦!”我说：“我也才送走几位啊。”她又说那一句话：“咱们哪是能干那等大事的人呢?”我说：“台湾的伯乐们走眼了，但咱们也惭愧了一把啊!”便都在电话里笑出了声。

有闻知此事的人，包括朋友，替我深感遗憾，说：“晓声，你也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太消极太窄狭了啊!人生大舞台，什么事，都无妨试试的啊!”

我想，其实有些事不试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斤两。比如潘石屹，在房地产业无疑是佼佼者。在电影中演一个角色玩玩，亦人生一大趣事。但若改行做演员，恐怕是成不了气候的。做导演、作家，想必也很吃力。而我若哪一天心血来潮，逮着一个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就不撒手，也不看清那机会落在自己头上的偶然性、不掂量自己与那机会之间的相克因素，于是一头往房地产业钻去的话，那结果八成是会令自己也令别人后悔晚矣的。

说到导演，也多次有投资人来动员我改行当导演的。他们认为观众一定会觉得新奇，于是有了炒作一通的那个点，会容易发行一些。

我想，导一般的小片子，比如电影频道播放的那类电视电影，我肯定是力能胜任的。六百万投资以下的电影，鼓鼓勇气也敢签约的(只敢一两次而已)。倘言大片，那么开机不久，我也许就死在现场了。我曾说过，当导演第一要有好身体，这是一切前提的前提。爬格子虽然也是耗费心血之事，劳苦人生，但比起当导演，两种累法。前一种累法我早已适应，后一种累法对我而言，是要命的累法……

年轻的客人们听了我的现身说法，一个个陷入沉思。

我最后说：“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时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也没个结论。在座的哪一位能打破一项世界体育纪录呢?我们都不能。哪一位能成为乔丹第二或姚明第二呢?也都不能。歌唱家呢?还不能。获诺贝尔和平奖呢?大约同样是不能的。而且是明摆着的无疑的结论。那么，将诸如此类的，虽特别令人向往但与我们的具体条件相距甚远的人生方式，统统从我们的头脑中删除掉吧!加法的人生，即那种仿佛自己能够愉快地胜任充当一切社会角色，干成世界上的一切事而缺少的仅仅是机遇的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

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所以即使年轻着，也须善于领悟减法人生的真谛：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于是令我们人生的“节目单”的内容简明清晰;于是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出来。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花一生去领悟此点，代价太高了，领悟了也晚了。花半生去领悟，那也是领悟力迟钝的人。

现代的社会，足以使人在年轻时就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事。只要人肯于首先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也就等于告诉自己，这种人生自己连想都不要去想。如今“浮躁”二字已成流行语，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流行地说着，并不怎么深思那浮躁的成因。依我看来，不少的人之所以浮躁着并因浮躁而痛苦着，乃因不肯首先自己向自己承认——哪些事情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所以也就无法使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在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简明清晰地凸显出来，却还在一味地往“节目单”上增加种种注定与自己人生无缘的内容……

中国的面向大多数人的文化在此点上扮演着很劣的角色——不厌其烦地暗示着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凭着锲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却很少传达这样的一种人生思想——更多的时候锲而不舍是没有用的，倒莫如从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某些心所向往的内容，这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智，因为那些内容明摆着是不适合某些人的人生状况的……

作家简介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编剧，以《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等一系列作品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