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快消息！新环境条件下 县域工业经济创新发展若干问题略论之一 ——工业化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其实并未完

制造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所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版图的特有单元。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不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各省区的县域经济快速兴起且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目前大多数县域经济的构成中，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都占据了首位，不仅大大增加了经济规模，关联带动一、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极大促进了人口转移和城镇化进展，引领了整个区域经济社会面貌的改变。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无数案例，反复证实了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人张培刚先生早年在他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的那句名言：只有工业，才能够积累和提供资本品，而农业等，则是工业化的函数”。然而，有关工业经济在县域发展地位作用的问题，却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认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比如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的钱纳里理论，还有按照工业化进展中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进行工业阶段分类的霍夫曼系数等方法，基于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且不少地方重化工业占比较高的情况，故此判断中国工业化已进入成熟期或“工业化中后期”，甚至认为许多地方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有些规划文本和领导讲话中居然有了“摆脱过分依赖工业状况”的提法。然而，情况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我国特别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县（市），工业化进程不仅并未完成，而且还有着繁重的任务，还要担当不可或缺的历史任务。许多西方经济理论工具和发达国家实践案例包括经验数据分析等，未必适用对特殊国情和发展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判认，不完全适用县域经济实际情况。对此，需要做客观全面的分析。

简略梳理，初步归纳以下几条工业经济创新发展在县域经济中仍需担当历史责任的理由：

(资料图)

其一，许多地方工业经济规模虽然不小，也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龙头企业或产业集群，但带动力和盈余远远不足，尚不能满足和有效支撑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亟待工业经济高质量持续创新发展。换句话说，现阶段县域经济主要短板依然是工业发展的层次低、能力差和支撑力不足，特有财税体制下，工业经济盈余与实际公共投入的需求相差很远，持续推进工业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是不可替代的。虽然也有上级部门的转移支付政策支持，但多数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公共设施建设现状远远落后于社会需要，以至于不得不采取一些过分的办法扩大公共服务，挖空心思寅吃卯粮，如过度使用“PPP”模式进而造成地方政府负债严重。

其二，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城市发展实际水平和质量低于国际工业化进程同阶段对应指标。2020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67%左右，户籍城市化率46%左右，河南省长期低于全国水平8-10个百分点，而且人口流动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动荡性依然突出。作为人口大省中心城市的省会郑州，2010-2020年，全市人口净增396万到达1260万，增速和占比均为全国第一。城市规模是扩大了，但因为现代制造业相对滞后，战略新兴产业成长不足而且传统产业优势衰退，影响了城市建设质量。去年夏天令人余悸“7.20”之所以有这么大损失，虽有千年一遇暴雨自然因素，表面上是城市基础设施缺失和管理问题，但背后很大程度则由上于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工业支撑力不足，导致公共供给能力不足和基础设施建设缺失。

其三，区域不平衡和二元结构历史痕迹依然明显，迫切工业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提供改善条件。党的20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是我们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主要困难。就工业发展在县域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企业主体、创新驱动、要素保障，以及产业链、供应链、人力资源等配套条件相比而言，沿海先进地区和内陆地区、区域发达县域和相对落后县区现阶段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在河南省内，排位前列和排位靠后县（市）的的经济发展差异主要反映在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产业规模、经济总量、人均财力等指标相差几倍甚至更大，主导产业、产业集群及其先进性、带动能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一不可忽视的分析视角，就是我们才刚解决了绝对贫困的历史性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依然艰巨，亟待工业经济长足发展予以支撑保障。

其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浪潮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也对县域工业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命题。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日益普及，嵌入式单元、工业机器人、端到端工程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新方式的出现，一种以物理信息融合系统为基础，让制造业领域所有要素和资源之间，包括智能机器、储存系统和生产设施的各个环节，都能够相互独立地自动交换信息、触发动作和进行交互控制，由此构成了全新的技术—社会关系，引发了新一轮产业代际演变。制造业技术的持续创新进步、产业结构快速演变、产业模式的迅速变换和产品类型的迭代更新，即使以前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地方，也出现了支柱产业衰退、新兴产业成长不足、人口总量流失及结构失衡等现象。对此，非但不打造对标全球科技前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甚至非但不实行“再次工业化”，而不能从中解脱。

其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环境能源约束日益趋紧，使得许多县域原有的工业传统发展模式不能为继。从发展经济学的要义出发，许多地方原先发展工业经济过程中，环境容量和能源消耗等实际上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应该考虑或尽量考虑但不是切实的制约因素，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有关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得环境和能源真正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函数中必须的“内生变量”，而非以往可有可无的“约束条件”。对此，必须选择新的模式和路径，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持续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实现少占用资源、少使用能源，着力提高经济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现实中，这些要求对许多县域来讲有一个转变过程，需要痛苦的摸索。

其六，新发展格局对县域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县域发展需要顺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契机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项目和内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双循环”下扩大产业规模、提升质量水平、提高产业开放度，并在国际和国内大区域的产业博弈中赢得主动；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意识到技术创新资源和高素质人力资源对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这些优质资源多不在区位条件相对不好的县域而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怎么样打通路径，有效吸引和集聚优质要素资源并发挥有效作用，还有待于努力探索。

其七，工业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对县域经相互竞争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随着发展阶段推进和环境条件变化，我国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焦点在看谁率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有竞争能力的优势制造业搞上去。广义上讲，某个地方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而在某一时段有价值的产业发展机会却往往稍纵即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中部地区竞争角度看，武汉、长沙、合肥、郑州等省会城市经济发展之所以此长彼消，关键在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方面。本世纪初，郑州市借助县域经济发展势头正盛，差一点追上了大武汉，GDP与最少只差150多亿，财政收入只差20多亿，而当时长沙经济规模远在郑州后面。2021年，武汉GDP超出郑州5026亿，长沙超出郑州580亿，差距变化可见一斑。县域角度看，反映县域经济排名变化的背后主要原因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如，巩义市之所以从长期居于的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第一位置上落下来，工业经济创新发展相对滞后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八，县域经济中工业文明积淀不足且推陈出新不够，在许多地方尚未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亟待注入新的工业能量并对工业创新发展产生反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域内外市场条件的变迁，多数地方产业形态乃至企业状况都会发生变化甚至退化，这是正常现象。而工业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产业基础、技术基因和推崇创新、技能、效率、协同、守则、诚信、奉献等一系列文明取向，以及围绕工业布局形成的社会结构、形态、规制和人力资源基础、人文取向等，却会流传下来，这是工业经济为国家和区域带来的最宝贵财富。在河南，城市工业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机械装备工业为主的洛阳涧西工业区和以纺织工业为主的郑州西郊工业区。县域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巩义自上世纪20、30年度形成的近代工业基础和70、80年代兴起的“五小工业”，流传下来的不仅是产业基础，还有众多的能工巧匠、企业家和工业基因，特别是社会民间对制造业发展的普遍认同和不懈追求。作为示范区管辖的济源市，现有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几乎都可以把产业基因追溯到“三线建设”时期那个国防重点工程“531”。不限于国家工业化运动留下工业文明案例当然如长垣市，改革开放后之所以在没有国家工业布局情况下形成了具有全国领先优势的卫生材料和起重装备产业集群，依靠不仅是勤劳创业，更有对产业持续创新和产品推陈出新的文明取向。考察不同地方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有没有经过工业化过程洗礼、有没有工业文明积淀情况大不一样。新的环境条件下，这些看似无形的文明其实仍在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在新型工业化推进不断推陈出新。

有关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析的若干问题，以后陆续推出。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