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赖”人数激增，讨债越来越难，怎么办?

"老赖”现象的较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经济领域的信用危机。

(资料图)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老家县城咖啡厅里,一个中年男人打电话给政府的朋友托他帮忙,向另一人追讨去年未结清的钱,总共21万元,对方表示正忙开会,两人简单寒暄后男人挂掉了电话。

一个下午的时间里,人来人往,越来越多,几乎形成了一个"讨债人”的年终聚会,热闹着本十分寂寥的咖啡厅。

类似的小场景,小巴已经见过好几次。近一个月,它们在中国各地发生着,人们使出浑身解数应对"老赖”们。

这一现象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交辉相映。截至2019年6月,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可以确凿的是,百人之内,至少有一"赖”。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至今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量为7993316人。

小超的故事

"老赖”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小超感慨说："现在欠钱的手段高明,前些年到了小年,账都清了,最近两三年,（农历）二十八之前没要回来过。”

在天津,1994年生的小超是一位新晋全职讨债人。从1月6日开始,他领着五六个叔叔辈同乡,走遍了天津的市政府、信访办、劳动监察大队、清欠办。

在市政府门口,他们被警察告知不能聚集。在信访办的人群里,他们以在信访大厅长时间等待、停留的"持久战”来应对工作人员的"无力”,并与之讨价还价。

睡在信访大厅的讨债人

他们是天津一个地产项目的施工队成员,负责水暖电安装。工程量在去年上半年已经完成,劳务费余款却"赖”到了年底,金额为30万元。

老板像一个标准的老赖那样躲在纠纷的背后,隐而不现,只接项目经理的电话。工友们不解的是,他在天津、河北、陕西等地拥有多个地产项目,实力颇为雄厚,这笔钱对他只是"小case”,没必要赖着。

一个地产项目的主要角色包括开发商、总包商、分包商。他们只是分包商下面的一个小小的临时拼凑起来的施工队。

小超在2022年初从作为"工程中介”的本家叔叔手中接手这个项目。原以为熟人介绍可以无忧,但叔叔却说,他多个项目的钱也没要到,顾不上他们的事。

除此之外,小超家人在陕西宝鸡的一个建筑项目中是分包商,也正在忙着找开发商讨债。

咱为小超支个招？

现在,我们不妨一起为遭遇"老赖”的小超们出出主意？

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使用法律手段。从法律制度来说,越来越丰富和细化。除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常见法律,2020年5月,中国第一部用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

但是到了具体操作中,小超和工友们容易被"维权性价比”的问题绑住手脚。因为走法律程序存在周期较长、抠法律和证据细节比较麻烦、增加额外成本负担等。"谁在家里都是顶梁柱,在外边弄了一年不拿点钱回家过年？”小超还说。

此外,农民工被欠债和用工不规范是较普遍的行业问题,工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次次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谁也不希望轻易与官司产生关联,在名誉上承担难以估量的"隐性损失”。

更简单可靠的方法可能是取得劳资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工人们更喜欢通过对"老赖”施加或大或小的压力,以达到目的。这就是第二种方法——"非常规维权手段”,这种方法具有可伙同聚众,降低个人压力,实践难度以及时间成本小、见效快等优点。

小到在工地项目部、公司总部门口拉横幅,大到围追堵截老板,采取"暴力手段”威胁,甚至做出逼近"自残”的危险动作等方式撬动社会注意力。

在这类情况下,老板一般会理性地、快速地"大事化小”。

但这一操作空间近年来被逐渐压缩,以致逼仄。比如各地政府对于这类所谓"恶意讨薪”的查处力度颇大,动辄拘留,使小超们心存忌惮。

农名工维权窗口

所以,现实的结果往往变成了：工人对欠债企业采取有限的压迫手段,结合有关部门对欠债企业的施压力度,促成劳资双方相互妥协,工人暂时性、部分讨债成功。

比如小超们通过一周的努力换来了企业承诺先支付30%尾款。只是支付主动权仍然在违规企业手里。1月20日,除夕夜前一日中午,小超终于传来"捷报”。

抛开当事人的微薄努力,有关部门的查处力度可能是解决小超们难题的最大推力。

比如,2021年,人社部制定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开展了省级政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以及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2021年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立案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6.3万件,为45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等待遇56.5亿元。这是第三种办法,但也最被动的。

我国有近3亿人口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一有欠薪事件就容易波及一批人。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4月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占12.6%,月均收入4432元,平均年龄41.7岁。这意味他们在劳资关系中容易成为"弱势群体”,助长着"老赖”现象,即使我国法律和有关部门多次为他们量身定制了相关条例。

说说你能想到的招？

经济下行压力大,应该理解"老赖”？

过度放大单个行业的"老赖”现象难免偏颇,而当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大后,问题和逻辑也变得复杂了。

更多的"老赖”群体面对的可不是弱势群体,而可能是富有法律意识、生存压力小的年轻人群体。在与企业的劳务纠纷中,后者未必是落下风的。

所以,争议更多在于"老赖”是否故意成为"老赖”？

对此,一种代表性的激进观点如下：2019年,郎咸平在广东卫视的一档节目上说："老赖一定是有,真不想还钱的,我想不会超过一半吧。实在是没有能力还钱的是大多数。”

另一时评人时寒冰在节目中还说："在（近）1500万个失信被执行人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几乎没有央企和国企的。民营企业,他们本身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压力更大,借贷成本、经营成本,都远远高于国企和央企,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其实是更大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GDP增长率同比增长3%,相较2021年的增长率下滑了5.4%。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肉眼可见地凋零、困顿。

他们的建议是在政策层面支持鼓励"没有能力还钱的大多数”东山再起,将功补过。

这一建议指向了已经在深圳、浙江等地试行一年多的《个人破产条例》：由法院出面为"老赖”背书,与债权人一同协商中长期偿债计划,减免利息,解放劳动力。

只是效果似乎并没有特别突出。比如,截至去年11月7日,深圳中院共收到个人破产申请1293件,启动个人破产申请审查169件,其中已终结破产程序33件。

实际上,监管层明显也考虑到这一点,对失信被执行人抱有"善意”。主要限制是限制高消费行为,比如不能坐飞机、高铁,不能买房等。拒不执行才有牢狱之灾。

前法官、上海律与匠律师事务所主任常东岳对小巴说："我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固然很多,但是对失信人来说除拒执罪之外这些限制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忍受,而拒执罪的适用在实务中法院会慎之又慎。”

失信被执行人政策是笔糊涂账,"逃废债”证明了老赖之忧

郎咸平认为"没有能力还钱的是大多数”,并没有相关数据证明。针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罚力度又显得鸡肋,有放任"老赖”之嫌。"老赖”问题成了一笔糊涂账。

或因如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增了"打击恶意逃废债”内容,成了历年首次。

较"失信被执行人”容易引发争议,"逃废债”更明确指向恶意逃债的行为,剑指了真正的老赖。

他们包括了通过资产转移和输送利益等眼花缭乱的方式逃避追责的先富群体,以及从企业平台"薅羊毛”的普罗大众。

比如,北京证监局前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稹2021年刊文《关注近期民企债券违约中的逃废债行为》,直指永泰能源、玉皇化工、洛娃、贵人鸟等知名民企出现债券违约时存在"逃废债行为”。

形式包括四种：一、股东怠于承担损失；二、转移企业优质资产；三、虚增申报债务规模；四、非公平对待债权人。

其结果是：据统计,目前民企存量债券违约率超过15%,而回收率仅在10%左右；据中证评级统计,近年来公募违约债券中,民营企业占比高达71%。

《网贷之家》2019年曾分析19万P2P行业逃废债行为人画像：年龄主要分布在27—37岁之间；逾期金额在5万元以内；逾期天数主要分布在365—730天；一半以上处于失联状态。

图源：《网贷之家》

这些近年来凸显的逃废债案例和数据同时也呼唤着对千万级失信被执行人进行分类监管,针对不同行业和主体出台相关精细化政策的迫切性。

更多地对症下药,也更能解遭遇意外危机的企业或个人之困,并威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外的更普遍存在的"老赖”们。

值得一提,2020年,前瑞银中国投资银行部副主管、香港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化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演讲说：

我们的信贷膨胀已经严重地超越了真实的有效需求。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已经过多,大量不配享有信贷的企业和个人都获得了信贷,这个烂摊子需要五到十年来收拾。

P2P行业的兴衰、如今随时随处轻松借款的网贷平台是这一观点的最佳"背书”,并可以从中可窥见老赖滋生的"源头活水”。

据张化桥的调研,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有20%以上的不良率、小银行有10%以上的不良率。

结语

"老赖”现象的较普遍存在,很大程度表现了经济领域的信用危机。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吴敬琏、厉以宁多次表态,信用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吴敬琏曾表示：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信用体系对国家经济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力产生决定作用。

厉以宁也表示：

经济学经常是谈效率的,但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基础是效率的道德基础。经济的超常规效率来源于道德基础。

举例来说,近日,中国知名人口专家,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谈及未来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红利”时说道：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过程既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可以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生产率。同时,城镇化和第三产业还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促使这一红利释放的首要基础就是：农民工身处可以信任的行业以及社会环境中,少有讨债之忧。

本篇作者 | 林波 | 当值编辑 | 麻酱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