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三大疑案｜“小字注”里暗藏“大文章”（上） 当前快讯

现在，我们阅读古代经典作品时，常常感到有些困难，一般都要借助于相关的注疏文章，才能真正地掌握作品的要旨。

所谓注疏，就是对于文章或书籍正文做解释的文字。注疏的产生始于汉代，因为先秦时期流传下来大批典籍、文献，由于语言的发展、文字的变迁以及史料的缺遗和分散，汉代的人很难读懂，于是就催生了从一批学者专门对这些古书做出注解。

(相关资料图)

比如对司马迁《史记》的注疏作品有很多，但比较著名的有南朝刘宋裴駰之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以及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再比如对《老子》一书的注疏，多达上百种，其中有秦代韩非子的《解老》、西汉河上公的《河上公章句》、东汉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三国曹魏王弼的《道德经注》、唐初傅奕的《道德经古木篇》、南宋范应元的《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元代吴澄的《道德真经注》、明代薛蕙的《老子集解》以及司马光、王安石、苏辙等文学名家注本。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注疏本吗？答案是不但有，而且非常复杂。本期就围绕着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展开研究。这是继上一期研究“玉带”问题之后，继续进行的“内部”研究。

其实，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话题，它一直是“三国”话题中的热门话题。

新一轮的争论始于1980年，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嘉靖本为底本排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前言》时，从地名注入手考证，得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人罗贯中的原作，其成书时间在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结论。

而在章培恒先生发表这一观点之前的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发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在《出版说明》中就出现了“嘉靖本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的表述，并根据该书小字注中的地名，推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元末明初”的结论。

可见，“小字注”问题不可小觑，它涉及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三大疑案。

张培恒的观点一出，学界一片哗然，质疑之声此起彼伏。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长友先生，他列举六个方面的材料来证明“小字注”非作者所加，反而恰恰证明作注远在小说刊行之后。

章培恒先生为了回应质疑，于1985年又发表题为《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的作者》一文，并针对王长友的质疑作答。

另外，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古典文学会会长袁世硕先生也曾用“小字注”作为证据，发表《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作》一文。湖北大学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张国光先生则坚持《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朝中叶，他认为“小字注”是该书作者抄录旧籍时随手所加。

对于“小字注”问题的探讨，启功先生的学生、北师大古文献学专业博士、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书协理事张志和先生认为，以上专家不管持何种观点，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明显的缺憾，即只谈嘉靖本中的“小字注”而忽视了其他版本的存在。如此研究，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张志和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各种版本作尽可能的全面考察和分析。比如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的“小字注”问题就值得特别关注。

张志和先生亲自通检全书，发现整个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只有四条注文，而嘉靖壬午本中，“小字注”的数量则有四百余条。

我们把黄正甫刊本的四条“小字注”与嘉靖本中对应的“小字注”作一下对勘，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一条，在黄正甫刊本《刘玄德斩寇立功》一节的正文“孟德乃曹参二十四代孙，曾祖曹节字元伟”的下面，附有一段小字注：“邻家失猪，与节猪相类，邻人认去，节不与争。后数日，失者自归。邻惭，送猪还节，笑受之。”

在嘉靖本中，这条小字注的内容却变成了正文：“（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节，字元伟，仁慈宽厚。有邻人失去一猪，与节家猪相类，登门认之，节不与争。使驱之去。后二日，失去之猪自归，主人大惭，送还节，再拜服罪。节笑而纳之，其人宽厚如此。”

“失猪”这件事从何而来呢？目前可见最早的记载是司马彪的《续后汉书》：“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豚，与节豚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豚自还其家，豚主人大惭，输送所认豚，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

据此推测，黄正甫刊本应是据司马彪《续后汉书》作的注文，而到了嘉靖本则改为正文。但文意未变，只是叙述更加连贯。

第二条，在黄正甫刊本《孔明祁山破曹真》一节正文“遂拜曹真为大都督，王朗为军师”下面，附有一段小字注：“朗，字景兴，东海郊人也，汉献帝时举孝廉，出仕时年七十六岁。”

同样，此条注释在嘉靖本中也改为正文：“遂拜曹真为大都督，赐节钺；命郭淮为副都督，王朗为军师。朗字景兴，东海郊人也。自汉献帝时，举孝廉入仕。此时年七十六岁。”

嘉靖本除了把“小字注”变成正文外，还对黄正甫刊本“王朗出仕时年七十六岁”的错误作出更正，并与《三国志·魏书》中有关王朗的相关记载保持一致。叙述也较黄正甫本更为明细。

第三条，在黄正甫刊本《姜维弃车大战》一节正文“姜维曰：今正与愚意相合”下面，附有一段小字注：“为何呼夏侯霸为国舅，原来张飞昔日在军中收得一女子，正是夏侯霸亲房之妹，飞甚爱之，待为己女，后将此女配与后主刘禅为皇后。因此，霸降于蜀，满朝皆称为国舅，人甚敬之，霸因此倾心事于蜀朝。”

而在嘉靖本的《姜伯约弃在大战》一节正文“今仲权国舅之言，与我暗合”下面，虽然也有“小字注”，但内容却是：“仲权，霸之表字也。昔日张益德于乱军中获一女，乃霸之亲妹也。后长成，益德宠之，生二女，皆配后主刘禅为后，霸因此降蜀。后主呼为国舅，满朝文武甚是敬之，霸乃倾心事蜀，只欲恢复中原也。”

二者的“小字注”，乱了辈分，差别甚大。那么，谁的注解更靠谱呢？正史《三国志》明确载有“张飞二女皆配刘禅为后”的文字。也就是说，黄正甫刊本与正史不合，而嘉靖本接近史实。

第四条，在黄正甫刊本《蜀主后舆梯出降》一节正文“君臣面传左右扶舆榜，出门十里而降”下面，有一行注：“舆，丧车也；棕，棺也。其意待诛不望生也。”

这一条，嘉靖本与黄正甫本保持了一致。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显然，可以直接说明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如果说黄正甫刊本晚于嘉靖本的话，是就等于说黄正甫刊本将嘉靖本中的四百余条注文删去，只保留了这几条注文，这从一般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新的疑问来了，黄正甫刊本中的“小字注”是谁加上去的呢？

张志和先生认为，应该是最初整理加工该书的人。加工者根据俗说故事参以史籍，在行文过程中随手作注。例如在黄正甫刊本卷七题为“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卷之七”的下面，有一行小字：“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从内容上可以判断为整理者所为，其他人一般不会对内容之外的章节安排作出注解。

既然断定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而又推论出黄正甫中的小字注都来自于最初的内容整理者，那么继而可以断定的是，嘉靖本的四百多条注解绝大多数都非原书所有，也绝不可能出自嘉靖本的作者之手。

另一个版本汤宾尹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也有二百余条小字注。在该本前几卷中的注文之前，大都标有“发明”或“参考”字样。这说明，黄正甫刊本比汤宾尹校正本早，而汤宾尹校正本又比嘉靖壬午本早。

张志和先生认为，宋明时期理学盛行，朱熹所作《资治通鉴纲目》备受推崇，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人替《纲目》附加上许多花样的情况，如尹起莘为《纲目》作“发明”，王克宽为《纲目》作“考异”等。

从而可以推论，汤宾尹校正本中“发明”或“参考”很可能就是该书的校正者在“校正”“古本”时，也模仿理学信徒批注《纲目》的样子加进去的，而绝不会是某一“古本”中原来就有的，即使有，那数量也当如黄正甫本一样极其有限。

那么，嘉靖本中的四百多条“小字注”又是为谁所加，从何而来呢？请持续关注下期分解。

特别说明，此系列文章是在张志和教授的专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需要，作了相应的删减、延伸、提炼以及行文风格的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读书笔记，以及《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