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还回得到疫情前吗?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变化?关于这场疫情,和在疫情当中我们同时遭遇到的股灾、战争等等一系列变化,是历史必然的动荡周期吗?
(资料图)
在“戴锦华讲电影”的视频中,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锦华回答了网友@执灼 发来的提问。戴教授从切身体悟和自身研究出发,阐述了我们应如何理解和应对疫情时代。
ID叫“执灼”的朋友的问题比和电影相关的问题更大、更重。她的问题是说:“戴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怪诞感,近年来因为疫情降临,人们戴上口罩,有的不得不居家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而另一个直觉就是,突然健康变得好重要!现金变得好重要!粮食变得好重要!工作变的好重要(很多人被裁员)。以前生活建构在抽象的数字上,现在的生活建筑在实打实的物质基础上(最近的国际战争也是这样的感觉),好像生活倒退了很多,您去过那么多国家,经历过很多的历史,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这一系列变化,这是历史必然的动荡周期吗?”
好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这个问题触动了我强烈的身体的、心理的和思想的焦灼和感受。而且和她有很多很多共鸣,也不知道如何能对这样一个如此真切的、如此现实的问题做出一个有利和有效的回答。因为我也一样,经常陷于一种,像身陷噩梦、难以挣脱的怪诞感当中。我也一样,经历着和目睹着这样的一个困窘,这样的一种困境。开始难以逃离地去感觉到我们置身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越来越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去回应的艰难。所以先分享我的同感,我们的同感,我们的共鸣,然后,从最后一问往前回答。
“这是历史必然的动荡周期吗?”
第一个问题,这是历史必然的动荡周期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我也不认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上升、下降,然后动荡、和平的一个周期当中。因为我对造成我们现实生存的这种荒诞感,造成我们现实生活艰难的最大、最主要的事件,就是持续了三年,进入了第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全球传播。
我们今天仍然每天、每分、每秒地应对着奥密克戎的传播、播散,面对着新的核酸验出阳性的威胁,进而面对着这样一个感染并且发病的真切,而且无形无色无声无嗅,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它究竟以什么方式传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中招。同时,如果我们中招,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一个活动的、携带的病原的传播者。所有这些基本的事实,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发生。
因为一种疫情,一种瘟疫的全球流行,是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而这一次它成为一个全球的,以地球人类为整体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本身是全球化的一个最残酷的、最具有讽刺性的证明。全球化不是一个字眼,全球化是全球的经济一体化,是全球不平等市场的形成,是全球劳动力的形成过程,是全球的巨大的流动。
去年在回答一个记者提问的时候我就说,对我来说今日世界的那个怪诞有一个形象,是我看到的一组照片,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大都市的机场都变成了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向我们展示着疫情所造成的停滞,但是同时也向我们提示着,我们已经不能去感知的那个流动性有多么地强烈。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关于这场疫情,和在疫情当中我们同时遭遇到了战争,事实上在一个极端复杂国际政治、国际争端格局当中爆发的战争,同时我们遭遇着股灾,同时我们遭遇着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很多很多事情的急剧恶化。
“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人类进步。”
这样一个灾难的急剧性地逼近我们、降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盛极而衰的周期,或者是战争和平的周期所决定的。刚好相反,我觉得它提示着一个事实,就是二战终结之后,整体上我们经历了文明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段。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仅经历了一个持久的和平时段,我们还经历了一个经济上升的,一个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在中华文明史上也难得一遇的上升的、发展的、和平的、富有的年代。而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年代,和一场技术革命的发生相伴,它形成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根本不加思索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场疫情向我们提出的,是对文化的质询,对社会的大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问、逼问和考验太多了。
而我在这里提一个有点奢侈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突然陷入这种艰难,“粮食变得好重要!现金变得好重要!工作变得好重要!”当我们这种强烈的现实危机感已经包围了我们之后,我们有没有包含一个提问,就是此前我们习惯的、我们约定俗成的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有没有问题?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支撑着它的社会结构有没有问题?我们由这种生活方式当中所形成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我们有没有除了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疫情、可能的灾难要囤点货?因为这位朋友在提问里说到“上海人”,不知道她是否此刻身在上海,如果此刻身在上海的话,我只能说挺住。上海的朋友,挺住。而同时不在上海的人,开始说“我们是不是要囤积点物资啊,我们是不是要备点面条啊,备点罐头啊,备点方便面啊”,以便应对可能到来的疫情的蔓延,和从而发生的这种社会的休克状态。
但是反回来说,我们那种以为所有的东西会经由物流涌到我们身边,会经由他者交到我们手里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包含的社会的流动性,所包含的这样一种耗能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是否是合理的,是不是恒久的,是不是可持续的。
同时,在这位朋友所提的问题当中说到,“以前生活建构在抽象的数字上,现在的生活建筑在实打实的物质基础上(最近的国际战争也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只能说灾难把那个数据显影为了现实,此前它也不仅仅是技术和数据,不平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此前也是不可见的。此前也是一个流动性的、高耗能的社会结构,而新技术整体改善了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生活,但是新技术没有改变在19世纪已经明确地被质询的这样的一种现代主义的逻辑。
现代主义许诺我们“阶级压迫、人对人的压迫可经由技术不断进步改善”。而现代主义逻辑的死结之一是,技术进步不一定带来人类进步,技术进步并不是和解放人类并行。二是技术进步把人从奴役、从压迫、从非人的劳动中,解放到哪里去了。
“疫情对我们的改变,以不可逆的方式发生了。”
今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大家自觉不自觉地会说,等疫情结束以后,后疫情时代。大家所有的这种讨论都是假定一旦疫情结束,我们就可以重启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重回到此前我们那种便利的、便捷的、轻松的、和平的、富裕的生活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不再是疫情之前的世界,这个疫情对我们的改变,对于世界的破坏性,很多我甚至认为已经是以不可逆的方式发生了;
二是如果疫情终结之后,我们重启疫情之前的生活,我们以什么意义去面对这场疫情的发生,以什么意义去面对这个疫情造成的牺牲,面对在疫情当中,甚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被夺去生命的那些人。我们怎么去确保这种疫情不会二度发生,这种疫情所造成的现实的困窘、灾难,那个绝望,不再次降临我们。可能有点空洞,但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真切的一个思考,也许太沉重,但是希望能跟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和镜头前的朋友分享。
文字|戴锦华 文,整理自视频《戴锦华讲电影》,2022年5月1日
图片|Picture@Solaveyi
编辑|Cuj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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