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注：邵丽：文学帮助我们恢复记忆，也让我们更加阔大和宽容

前年我出版了《金枝》上半部，为此写了不少的创作谈，可是每次谈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自己都很诧异。可能因为我写创作谈时既有写作的初心，也有出版后我回望作品时那种复杂的心态吧!总之，很难一言以蔽之。

源自中原千年故土的颍河岸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上周村。一个家族六代人的梦想与现实、根系与枝脉、缘起与当下，活生生地呈现在这部小说之中。周氏家族亲人间的逃离、刺痛、隔膜和融合，令人动容。

家族精英从乡村汇集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轮回里，真实展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异和变迁，写出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通过城市和乡村两个女儿的叛逆、较量和理解，殊途同归，从而表露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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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内心里，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梗在那里，它会持续发酵，让我寝食难安——有些事情我没全面表达出来，或者犹豫是否要说出来。最主要的就是整个源自上周村的这个周氏家族，在肉眼可见的几十年里，尽管出了不少的官僚、干部、艺术家，但却是靠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黏合在一起的，她就是作品的女二号拴妮子。所以踌躇再三，我写了作品的下半部。

上部发在《收获》，下部在《当代》发表，起名《当归》。在这部作品里，终究是让拴妮子站了起来，还她以地位和尊严——尽管地位这个词于她而言是一个阔大的奢侈品，但我觉得她配得上。

写家族历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毕竟很多人容易对号入座，很多事情因为禁忌而被刻意收敛。曹雪芹所谓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道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但远远不是全部。比如我五六岁的时候被父亲扇那一巴掌，他的那只手一辈子都没从我脸上挪开过，我们俩从来也没真正和解过。

那是一个人的痛，一个家庭的痛，也是一个时代的痛。再一个，穗子离婚不离家的坚守，是插在两个家庭之间的一根刺，几十年里都拔不掉。可当物是人非，我们回首再去打量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她无非是延续和传承了家族女人的这种宿命，也正是因为这种延续，让周家人的“家族”概念有了真实而具体的物理形态，也让他们最后对土地的回归有了明确而温暖的指向。

也可能因为年龄的原因，我这些年的创作更多地深入到家庭话题，父亲、母亲、祖母……这主要源于父母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和我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很多年，而重叠的那部分，是构成中国历史厚度的一个重要阶段。

那个时代既翻云覆雨又波澜壮阔。我在那个时代里出生、成长、恋爱、结婚，那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时代。当我们回望那一段岁月，不管曾经怎样伤痕累累，也依然有难能可贵的温馨和失而复得的理解。我想，这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它既帮助我们恢复了记忆，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更加阔大和宽容。所以讲述父亲、母亲，还有祖母以及这个家族，于我而言有了一种打探历史的隐秘快感，也有一种直面历史的痛感，也许这就是向历史致敬的真实含义吧。

我们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父亲母亲以及各色人等，就会有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油然而生的悲悯。

每当我写父亲这个人物的时候，总觉得他是一个指代，其实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他更像一个象征。那个时代大部分家庭的父亲都跟他差不多，嵌在时代的夹缝里，谨小慎微，动辄得咎。但我的父亲之所以更具代表性，是因为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自婚姻到事业都发生了“革命”。

如果从乡村的、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他是一个成功的旧社会的脱逃者。但脱离开功利导向去审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虽然他一生谨慎，但是因为家庭复杂关系的影响，他几乎没有逃脱任何一次运动的冲击。

可以想见他在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心里折磨。他所勉力维护的，比如他身后的两个家庭，后来都成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于是他选择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矛盾抛给了妻子，甚至还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然而他在其中的转圜，很难用对错来评价。但是父亲的躲闪，客观上造成了家庭之间的龃龉和对孩子们心灵的戕害。

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难尽。拴妮子的得寸进尺，我的睚眦必报，都是我们在这个畸形的家庭关系中所汲取的成长养分。所以这段看起来咬牙切齿的历史恩怨，更具有了冰冷的时代所特有的情感特征。即使后来所谓的理解、放下和宽容，也难免会有终于雪耻的痛快。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变得面目可疑。

父亲身后的历史纵深，是很难被看透和书写的。甚至往更深处讲，从曾祖父到我的子女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恰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平行。时代风云瞬息万变，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和父亲周启明，都因各种缘由离开了家乡与原配妻子。

除却祖父下落未明，曾祖父与父亲皆是无可訾议的忠诚的革命者，一生的命运与政治相关联。而他们背后的那些女人们，却靠自己超乎常人的忍耐和坚韧，延续着家族的香火。这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细想起来却惊心动魄。那毕竟是几个鲜活的生命啊!对于她们，可以作跌宕起伏的宏大叙述，也可以作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观。

但毕竟我身处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总是让我难以独善其身，思维和情感也很难波澜不兴。所以我觉得，即使我尽量避免在作品里有偏颇的态度，但毕竟在爱与恨、生与死的两个维度之间，很难有客观的取舍。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对人性的观察和人生的反省，还是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做出了努力。

作品里的两个母亲，朱珠和穗子，我觉得给予她们的笔墨太少。但母爱就是这样，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既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但又无从谈起。但它又是世俗的、具体的。朱珠自从嫁给丈夫，就心无旁骛，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维持着这个家庭的日常。

即使她在知道他还有一个前妻和女儿，而前妻还固守在老家离婚不离家时，也只能顺从现实，按照丈夫的意图一丝不苟地打理这个家庭与那个家庭的关系，一生都不曾抱怨过。但恰恰是这种平静所造成的欹侧，让我们心里格外难以平衡。

而穗子的悲剧更令人欲言又止，她从嫁给丈夫的那一天起就在抗争，而命运不公给她带来的苦果，虽然在岁月的流逝中并非触目惊心，但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承受。她都默默吞下了。坚韧和煎熬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命运标签，但最后的功德圆满也未必是对她们的馈赠和赞许。

其实说到底，我和拴妮子不过是一体两面。所有的进退得失在水落石出之后，更让被岁月过滤纯净的亲情具有了永恒的意味。面对着汹涌而至的命运洪流，艰难的泅渡也是以各自的方式渡劫，会有侥幸逃脱的欣喜，也有灭顶之灾的哀鸣。所以抛却家庭和一己的情感，我觉得惟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值得我们深深地挖掘和体味。

在作品里，我试图通过对家族历史的梳理寻找生命的原乡，但兜兜转转，最终发现一切都始于土地，也归于土地。我的先辈们那么义无反顾地冲出家庭，走出故土。但最终，他们的后人却以另一种自觉的方式重新回归土地——土地是中国人的文化乡愁，也是他们牵牵绊绊、始终难以真正打开的心结。所谓乡土中国，此之谓也!

本文曾刊于2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