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通过考证得出“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结论。那么，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紧接而来着的问题就是，黄正甫刊本究竟成书于何时？它到底比嘉靖壬午本早了多少年？
本期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资料图片)
读过清代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在其卷首的《凡例》中有这么一段话：
叙述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而俗本每至“后人有诗日”，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编悉取唐宋名人之作以实之。与俗本大不同。
别小看这么一段不足百字的内容，其中则大有玄机。因为在黄正甫刊本中，也引用了很多“周静轩”的诗句。那么，搞清楚这个人的来历，就有可能推定出黄正甫刊本的成书年代！
那么，先从哪里入手呢？
周靖轩这个人，在当时也算是个小名人，他的资料并不难查到。其一，在《余杭县志》中有关于周静轩的记载；其二，在明末建阳书坊所刻《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中《皇明人文》卷十八《隐居静轩》条下，更有他的小传:
周礼字德恭，余杭县人。幼司举业，累科不第，遂隐居，以著述为事。已而援例赐其冠带荣身，自号其居日“静轩”。尝著有《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衷》及《续纲目发明》《秉烛清谈》等书行世。
在《余杭县志·经籍志》史部卷三十四尚存其《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进表》全文和谢迁所作序文。
我们研究发现，周静轩是在弘治十一年，即1498年，表进了他的《续编纲目发明》。在序文内，我们进一步发现谢迁曾荐举过周礼之才德。由此推断在小传中记载的“援例赐其冠带荣身”一事，一定发生在他的晚年。
一般说来，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因“累试不第”而隐居，实属不得已的绝望之举。以理度之，周礼的隐居当在其60岁左右，此后乃著《续编纲目发明》诸书。而将《续资治通鉴纲目发明》表进朝廷则应当是他60岁以后乃至70岁左右的事了。
这件事说明，在这个时候，他的功名之心尚未完全歇息。然而功名不可得，只得“援例”捐资朝廷，得了个“冠带荣身”的名头。由此可以推断，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
那么，到了解开问题的关键时刻了。即搞清楚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是在何时引用了周静轩的这些诗，就等于确定了该书编定并且刊刻的时间。
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启功先生的学生、北师大古文献学专业博士、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书协理事张志和先生分析认为：此书引用周静轩的诗应当是在他隐居之后去世之前。这从书的编定者每每称他为“静轩先生”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而且这些诗也很可能是他“冠带荣身”之后，该书的编定者慕其名而特意请他作的。
有读者一定会问，何以见得呢？
张志和先生给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周礼屡试不第，功业未成，到头来只落个“冠带荣身”，正所谓“荣而不贵”。这样的身份，虽然上可攀攀附达官贵人，下亦可交接那些与他同样的落第文人。而这一类文人，到后来多以编书说书为生计。这些编书的人为了附庸风雅，抑或为了抬高身价扩大销路，往往要在书中插入一些诗词。这些诗词，编书者没有才能作出来，那些达官贵人又不屑于作，所以，只有求周静轩这样的“冠带荣身”而又无所依赖的文人来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其二，从这些诗本身来看，显然不能看作是地道的咏史诗。因为从上引《氏族大全》中周礼的小传看，他并没有诗集行世。况且这些诗大都没有史料作依据，也就是说，这些诗并不是因为他读了陈寿《三国志》或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有感而发的。而是他在读了《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后，附会而做的。
至于周静轩的诗作俗也不俗，我们不妨在此录上两首，让大家品品味儿。
首先看黄正甫刊本《云长策马刺颜良》一节中的“静轩诗曰”：
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
奸相枉将虚礼待，将军降汉不降曹。这是一首赞美关羽的诗。但熟知正史的读者都知道，无论是《资治通鉴》或是《三国志》，亦或是《裴松之注三国志》，都没有所谓“关羽与刘备之妻一宅分居”的一丁点儿记载。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时，也没有关羽表白降汉不降曹的描述。这些都是出现在小说中的杜撰情节。
再看《刘玄德古城聚义》一节中的“静轩诗曰”：
当初手足似瓜分，信断言稀杳不闻。
今日古城重聚处，正如龙虎会风云。“古城聚义”之事同样是小说中附会的故事情节，在正史中也是找不到片言只语的。可见，这些诗必当是周静轩在世时，应编写者或刊刻者之约而特意制作的。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推算此书的编定当是在周静轩“冠带荣身”之前，而其中插入周静轩诗并付梓刊刻，则当在1500年前后，但决不会晚于1504年。为什么可以如此精确呢？因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一节中，有明人尹直为诸葛亮所作赞词。尹直是明景泰五年，即1454年的进士，他著有《名相赞》一书。嘉靖壬午本所引尹直这首诗，就在该书卷二“丞相武侯诸葛公”一节中。全诗如下：炎诈告终，仅有余烬。卧龙南阳，起应三聘。首陈经济，区画素定。日彼魏吴，孰如同姓？师行仁义，兵列八阵。流马木牛，人力莫竟。七纵七擒，式示权劲。历事两朝，心殚力尽。出师二表，伊训说命。大星陨营，天胡弗愁？百世景仰，惟忠惟正！在《名相赞》一书中，有尹直在弘治甲子年即1504年春二月的一篇自序，但在黄正甫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中，并没有尹直所作的这首赞词。我们由此可以推定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年以前，即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比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至少要早20年以上。另外，关于周静轩的诗，郑振铎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也曾有过一段论述。
郑振铎先生说：“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以后所解入者；在嘉靖本上，什么都有，特别是诗词，与诸本完全相同，独独是没有周静轩的诗。我起初还疑心嘉靖本的编者，也许是一位毛宗岗的同志，他觉得周静轩的诗不大高明，所以把他们刊落了；然而经过仔细考察之后，便知道这一个猜测是不对的。”
现在看来，郑振铎先生的考察并不够仔细。周静轩的诗，在黄正甫刊本中引用了63首，到了后来的嘉靖本中“周静轩”之名即被全部剔除。他的诗的确是被“刊落”了，但并不是全部，尚有8首被保留了下来。这8首诗全被作为佚名诗而代之以“史官有诗曰”或“诗曰”字样。
张志和先生认为，嘉靖本的编者将周静轩的大多数诗删去，仅保留的几首诗也都略去姓名，很明显是为了证明蒋大器在该书《序》中所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话是可信的。
张志和先生感概地说：“后人不察，遂以蒋大器的《序》为定谳，视嘉靖壬午本为罗贯中原作，且为最早刻本。以此视之，诚可喟叹。”
在此，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上述证据之外，在以后的考证中，我们还会让读者看到更加确凿的证据，我们会从多方面进行论证“黄正甫刊本比嘉靖壬午本至少早刊二十年”的学术观点。
我们无意去砸所谓学阀们的饭碗，也从不畏惧任何人的“质疑和打压”，一切让坚实如铁的考据来说话。更多精彩，请持续关注。
特别说明，此系列文章是在张志和教授的专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需要，作了相应的删减、延伸、提炼以及行文风格的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传媒、教育工作，同时涉猎文史、书法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文史类读书笔记，以及《雾太阳》《猎城》等七部情感类的中、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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