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涨海声中万国商

在宋代发达的商业中,有一类贸易值得我们特别指出来；在宋朝商人群体中,有一类商人的兴起意义重大。这类贸易便是建立在航海基础上的海外贸易,宋人称之为"市舶”；这类商人便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贾,宋人称之为"海商”。

宋代之前,汉唐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建立在陆上丝绸之路之上,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域胡商络绎而来。从中晚唐开始,海上丝绸之路也渐次繁忙起来,不少海外蕃商通过海路登陆广州,与唐朝商人展开贸易,以唐政府在广州创置市舶司为标志,意味着东南的海外贸易已吸引了朝廷的注意力。不过,唐王朝的对外贸易重心还是在陆上丝绸之路,市舶只局限于广州一隅,规模不大。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盛,出现在宋代。

如果我们从半空鸟瞰宋朝境内的海岸线,将会看到,从东北方的胶州湾,到中部的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再到南部的广州湾、琼州海峡,布满开展市舶的港口,宋人说,"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众多港口城市当中,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均设有市舶司。市舶司、市舶务,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其职能包括："阅货”（检查进口商品）,抽解（征收关税）,博买（采购一部分蕃货）,发放"公凭”（给海商发出海贸易许可证、给蕃商发完税凭证）,查禁走私及违禁品,维修港口设施。市舶场则是最低层级的市舶机构,可能只具有抽税的单一职能。凡海商出海贸易,只要到市舶司、市舶务办理好手续,领到"公凭”,便可满载商货,扬帆启程。凡蕃商来华贸易,或海商从远洋回货,一般亦在设有市舶机构的港口入关,完成抽解与博买手续,然后便可自由交易。

宋政府鼓励海商积极出洋贸易。每年十月至十一月,主管海外贸易的各处市舶机构与沿海地方政府照例要举行"遣舶祈风”的祭祀仪式；四月份则举行"回舶祈风”的仪式,祈求神灵"大彰厥灵,稗波涛晏清,舶舶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 。官方主持祈风,其意义不在于祈祷是否更为灵验,而是表明政府的态度：国家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都祈愿上苍保祐航海平安。

每年发舶时节,市舶机构与地方政府照例要设宴犒劳即将扬帆出洋的蕃商、海商,既是为他们饯行,祝他们一路顺风,亦表达欢迎他们明年满载而来之意："每年发舶月份,支破官钱筵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命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在宋朝的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计其数："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 ,"豪富之民”是大海商,财大气粗,自备有大海船,从市舶中获取的利润最厚,如泉州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另一位泉州海商朱纺,自任纲首（船长）,远航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经商,"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 。大海商也会雇佣"职业经理人”带领船队出海,自己并不涉洋。

大海商之外,又有中小海商,他们主要是生活在沿海州县的一般"海船户”。宋朝的海船户有上、中、下户之分,上户为大海商；中下户为中小海商,占海船户的大多数："大抵海船之家,少中上户,轻声射利,仅活妻孥者皆是”；"平时海舟欲有所向,必先计物货,选择水手,修葺器具,经时阅月,略无不备,然后敢动” 。

生活在海边的斗升小民,虽然不具贩货出海的财力、物力,但他们同样有参与海舶的渠道："盖因有海商,或是乡人,或是知识,海上之民无不与之相熟。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常获数倍之货。” 有点像时下颇为流行的"众筹”。

开放的市舶制度、多样化的参与渠道、诱人的商业利润,吸引了大量宋朝子民加入贩海的行列。那么宋朝海商的总体规模大概有多大呢？宋人说,"凡贩海者,以百人为率”；"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可知宋人航海所用的商船,载客量在100人以上。以两浙、福建、两广三路各有300艘商船扬帆出海计算（这是保守估算） ,粗略估算下来,直接参与航海的宋朝海商,少说也有10万人之众。

宋朝海商不但规模大、人数多,而且足迹遍布东南亚与印度洋,远抵非洲东海岸。19世纪以来,非洲的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岛、基尔瓦岛、马菲亚岛、哥迪遗址,都曾先后发掘出宋代铜钱 ；在福斯塔特、埃得哈布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区,也发现了大量宋代瓷器碎片 。这些宋朝铜钱与瓷器应该就是宋朝的远洋商船带来的。

随着宋朝海商的崛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此时已成为大宋商船的天下,"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 。元朝时访问过杭州、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发现,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宋代可谓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但我们今天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的光芒之下,宋朝海商的航海活动显得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你甚至连一名宋朝航海家的名字都叫不出来。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官兵与船员数量多达二三万人,曾在海外大败马六甲海盗,干预爪哇国政,生擒锡兰国王。耀兵异域,确实威风。然而,郑和下西洋之时,民间航海活动与民间海外贸易却被明王朝严厉禁绝；明王朝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也不是开发海上贸易,而是招徕朝贡,恢复万国来朝的荣耀。如果说,"大航海”的关键是海上贸易的大发展,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当是市舶高度发达的宋代,而不是"郑和下西洋”的明前期。

宋政府不但鼓励中国的海商出洋贸易,也欢迎海外的蕃商来华做生意。历代王朝的对外关系多重朝贡而轻市舶,宋王朝的态度却恰恰相反：重市舶而轻朝贡。这是因为,四海入贡固然很风光,很有面子,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不但要"优与回赐”,而且,贡使入境后的食宿、路费都例由朝廷负责,贡品还不能收税。宋人坦率地说,蕃国入贡,"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 ,得不偿失。

宋代有两条法律,我们放到一起来看,便会发现宋政府对于朝贡与市舶态度的反差之大：一条法律说,"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 ,严厉禁止出海的宋朝海商搭载外国入贡者来华；另一条法律说,"如番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 如果海商搭载蕃商前来大宋互市,则受宋政府欢迎。

南宋绍兴年间,有一个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富商,娶了一名宋朝官员的妹妹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宋高宗得悉这一情况后,指示广州官员"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招揽蕃商,"往来干运蕃货” 。

蕃商的在华合法贸易、商业利益、财产权与居留权,当然受宋朝法律保护。按宋朝市舶法,"自来,海外诸国蕃客将宝货渡海赴广州市舶务抽解,与民间交易,听其往还,许其居止”。蕃商只要依法在市舶司报关、完成纳税手续之后,便可往还他处,自由贩卖蕃货,或者在华居留。两宋时期,在华居住的蕃商很多,他们自称"住唐”,实际就是"住宋”。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蕃商云集的城市,拨出专门的住宅区供蕃客聚居,人称"蕃坊”、"蕃人巷”。

南宋乾道年间,一位"住宋”的真腊（今柬埔寨）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何不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殓,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家。真腊国王很受感动,发来感谢信："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送信的使者还说,"死商之家,尽捐所归之赀,建三浮屠,绘王像以祈寿。” "王像”是当时知明州的崇宪靖王赵伯圭的画像。

得益于海商、蕃商的跋涉往还,宋代的市舶之盛,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唐王朝,也是之后的明王朝望尘莫及的。每一年的冬季,北风南吹,数以万计的宋朝海商驾着满载瓷器、陶器、丝绸、布帛、漆器、工艺品、茶叶、果脯等商货的海船,挂起风帆,从各个港口出发,驶往大洋深处；春夏季节,风从南方来,又有一艘艘满载香料、象牙、犀角、珍珠、皮货、胡椒、苏木、硫黄等蕃货的各国蕃船,陆续来到宋朝港口住舶交易。

如此盛况,恰如一首宋诗所形容："涨海声中万国商”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唐诗描述的另一种盛况："万国衣冠拜冕旒” 。如果说,"万国衣冠拜冕旒”反映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万国衣冠拜冕旒”是传统的,"涨海声中万国商”则显示出一种近代性。后来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梦想恢复的显然是盛唐式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并不是宋朝式的"涨海声中万国商”,所以明王朝虽然保留着市舶司的设置,但明代市舶司已不类海关,而演变成了接待朝贡使团的外事机构。

更多关于宋代海外贸易盛况的讲述,请见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