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奸臣”还是“骨鲠之士”？|当前快报

先抖个冷知识。

“奸”这个字有点意思。

【资料图】

现代汉语中，“姦”与“奸”是异体字。

1979年出版的《辞海》里写到，“奸”字下有三个义项，一为邪恶，诈伪；二为邪恶诈伪的人；三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然而，在古代汉语当中，“姦”与“奸”虽读音近似，但意思却不大相同。

从字形上看，“奸”字义指男干犯女，就是性侵犯。“姦”则不同，义指“私也”。

流沙河在《白鱼解字》解释到，“盖以为女人们聚在一起必有勾心斗角之事，自私便是姦邪之根……照此来说，奸臣、汉奸、奸猾、权奸都应该用姦字才对”。

其实，早先“姦”字本身并无贬义。

“姦”最初就是指一众女子，在远古时期甚至表示过褒义，但随着古代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发生了转变，“姦”字的含义逐步过渡为了贬义。

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就是，古代朝鲜语使用汉字，曾以“姦”字为“好”字，以“好”为“姦”字。

这个例子初看起来可能感觉可笑至极，不过细细想来“姦”臣之“姦”，其实打从皇帝老儿的眼里看来，哪个不是实打实的“好”字吗？

如果奸臣一登场脸上就挂了一个大大的奸字，那么换作是在电视剧里，想必无论如何也活不过第二集吧？这就更别提被打入《奸臣传》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都是懂的。

说到《奸臣传》了。

把“奸臣”做成列传，放进史书的，首创于北宋欧阳修等人著的《新唐书》。

咱们都知道，范仲淹是欧阳修的老师，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老师，但是可能欧阳修临终前也没曾想到，为了警醒北宋的皇帝们所撰的《新唐书·奸臣传》，在得到了元人的继承后，创出了中国历史之最。

纵观历史上的《奸臣传》，《新唐书》占了13人，《辽史》11人，《元史》有6人，《明史》多达16人。

要问奸臣人数最多的当属哪部史书？

当然非《宋史》莫属也。

《宋史》中的《奸臣传》共收录奸臣21名，这当中北宋就占了14人。

而北宋这14人里，其中一半都是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然而，被打上奸臣标签的人，一定就是奸臣吗？

非也。

北宋的这十四人当中有这么一号人物，让我感觉实在是冤得慌。

这个人在梁启超眼中，更是“千古骨鲠之士”。

这人是谁呢？

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王安石曾经的得力干将，曾布。

大家好，我是翟广路，今天我们来聊聊“奸臣”曾布。

与王安石是世交的曾布，年轻的时候很多政治观点都受到了王安石的影响。

观其前半生，他早先考中进士，起家宣州司户，在王安石和当初的好基友韩维的推荐下得以上书言政，后曾布积极参与变法，在为变法措施准备法律条例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比吕惠卿更为重要的作用。

要说曾布，咱们不妨谈三件事。

这第一件发生在熙宁七年（1074年）。

在《换个形式看王安石变法》当中，咱们写到：

“一年，受环境影响，员工们的收入大幅下滑，但是各级分公司并没有停止搞创收。这帮子人并不在意员工们今年收入降了多少，是不是有钱吃饭，等等这些问题。他们只关心去年欠公司的员工贷什么时候能够还上。”

这其实说的是熙宁六年到熙宁七年三月。

这年里，先是蝗灾、再是秋冬大旱，春季不雨，粮价暴涨，人民无以为生，纷纷质妻卖女，争货于市，而此时各地的官吏非但没有上报灾情，仍旧是忙不迭地催逼灾民缴税、还贷。

郑侠，作为王安石曾经的学生，在1073年底回到京城后努力的向王安石证明，尽管经济改革的意图是为了老百姓着想，但在执行的环节上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套在老百姓脖子上的枷锁。

但王安石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无奈之下，1074年三月，郑侠谎称密报，以越级上报的形式向神宗献上了《上皇帝论新法进流民图》。

神宗看罢后对于变法一事大为动摇，翌日就暂停了变法事宜。

其实不单单是郑侠进图这件事触动了神宗。

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年初，朝堂就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市易务经常责打和关押绕过它去经营的商人的指控。宋神宗秘密命令曾布针对市易法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在征收免行钱的过程中滥用权力的情况进行调查。

同月，曾布上书弹劾应该为此事负责的吕嘉问。

曾布上书时说，市易法起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之家，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保护百姓利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本来当然是一件你好我好他也好的事情。现当今在吕嘉问的花式操作下，官府反倒成了最大的兼并势力，搞得小商贩和人民苦不堪言，这背离了市易法的初衷。

在吕惠卿的挑拨下，王、吕二人一致认为曾布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变法的阻挠与背叛。

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极力袒护吕嘉问，为了平息吕嘉问惹下的麻烦，他指派吕惠卿去摆平这件事。

而在此之前，吕惠卿其实就已经对曾布怀恨在心，于是便联合吕嘉问准备搞掉曾布。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恐吓目击证人，强迫更改口供，还试图向另一个调查成员行贿。

不过这一切都被郑侠的越级上报给搅黄了。

在仔细读完了郑侠的折子后，神宗暂停了变法工作。

王安石也因此请求辞官。

但王安石的离开并不代表神宗放弃了改革。

神宗让王安石自己选择继任者，吕惠卿自此成了参知政事。

可想而知会带来什么。

郑侠与曾布，一个被流放，一个被贬出权力中心。

我们不妨再看看这第二件事。

话说，曾布离开权力中心，这一去便是十多年时间。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郁郁而终，幼子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后，这才把当时揭发市易法执行背离政策初衷的曾布又调回了权力中心。

而后太皇太后高氏向垂垂老矣，刚刚修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

此时，已经快走到生命尽头的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完全废除。

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司马光曾令曾布扭转役法。

曾布是怎么说的呢？

免役法的法律条则都出自于我，若是让我来改，义不可为！

于是第二年，曾布又从权力中心被调了出去，而这一走，又是近十年的时间。

有意思的是，还记得司马光当初给王安石写的信（与王介甫书）里，曾经斥责王安石听不进不同意见，“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和则善之，与我不和则恶之”。

有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责人易，责己难。

司马光当初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把王安石diss为偏激、狭隘、狂躁、浅薄、不辨贤愚、不识忠奸之人，而自己在执政时废除新法时，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司马光意图全面废除新法，不仅是改革派的意见听不进去，就连同自己一个阵营的人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就拿苏轼来说，在苏轼任职地方的时候，逐步认识到新法在某些层面的确让“民甚便之”，然而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当时的苏轼送给了司马光一个光荣的称号：

司马牛

话说绍圣四年（1097年），在改革派再次掌权过后，章惇等人意欲追夺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恩例，曾布又站了出来，他对章惇等人说：

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追夺恩泽的事要是开了先例，他日我们的子孙也会为人所害。如果必须要干，这事只能到哪算哪，不必逞一时之快，祸及他们的子孙，还是要审慎为好。

从这两件事上，不难看出，曾布是一个务实的，有着自己为政原则的人。

试想，若曾布是个苟且之徒，为什么不去依附于权力顶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呢？

其实不单单如此，在曾布后来回归权力中心的日子里，他也一直试图调和改革派与保守派人士的矛盾。

这便是咱们要说的第三件事。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徽宗初立，曾布上了一封奏折，名为《两党区别奏》，内容大概是这么说的：

保守派记恨改革派，凡是改革派提倡的，他们都摒弃并批斥，已经过了头了。

改革派又记恨保守派，凡是保守派的人，他们都贬逐，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日皇上希望以大中至正之道，调和两派人士，不必分他是哪派人物，但一定要区别邪正是非。

正所谓是者则用，不是者则不用，天下谁又会为非作歹呢？

曾布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这年，曾布开始给范纯仁（范仲淹的二子、范纯礼的二哥）等人在外流放的保守派平反，并把保守派人士放进了台谏机关，驱逐了章惇和蔡京、蔡卞两兄弟。

十月，曾布登上了宰相之位，与被平反的保守派共同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

次年，年号改为了“建中靖国”，初立的徽宗与曾布意图通过此举表达他们希望保持中立，终结长达数十年的党争，让纷争归于理性。

“建中靖国”当中的“建中”，恰恰点出了曾布的政治哲学。

内里是改革派的曾布，其政治立场是相对中立的。

纵观其一生，他是一个尽量在新旧党争中保持战略平衡，不肯过分依附于任何一方的势力的人。

不过，这样一种政治立场，实难讨得两头欢心。

曾布寄希望于让两派人物都满意，然而，一方面，曾布深深卷入了绍圣党祸，这让保守派很难欣赏他；另一方面，他又曾“背离”变法，这让改革派也难欢迎他。

最终曾布只会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的下场。

聊了这么多，那么曾布到底符不符合一个“奸臣”的标准呢？

何为奸臣？

《辞源》解释到，奸臣指“不忠之臣，旧时多指营私舞弊、结党弄权的官僚”。

《韩非子》在《说疑》一篇当中给出了五类可以识别奸臣的标准：

第一，“取誉者”，就是说挥霍浪费国家资财，并用国家财产贿赂上司，以获取信任和荣誉。

第二，“移众者”，擅行私赏，收买人心，扩充自己的社会基础。

第三，“擅逞者”，装出一副尊贤礼士的姿态，聚集死党，形成势力，为所欲为。

第四，“事威者”，擅自赦免罪犯，扩大自己的死党势力，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威权。

第五，“眩民耳目者”，衣冠楚楚，冠冕堂皇，貌似正人君子，但到处拨弄是非，逢人制造矛盾，乱人耳目，破坏团结。

对照此标准来看，曾布又够得上哪一条呢？

好。

有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我们不妨再来通过对比，看看与曾布同为“奸臣”的这几号人物：

（整理自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这么看来，是否更清晰了些呢？

客观上讲，王安石变法后的新旧党争波涛汹涌、反复无常。

神宗亲政后，改革派掌权；神宗皇帝驾崩，哲宗皇帝年幼，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保守派上位；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亲政，改革派重新揽权；哲宗皇帝去世，向太后听政，保守派得势；向太后去世，宋徽宗亲政，改革派再次掌权。

在这个极限拉扯的过程当中，不论是所谓的君子还是小人，都遭受到了空前的磨难，任何一个想要阻止这场党争的人，就如螳臂当车一般。

而曾布，就是这失控战车前的螳螂。

曾布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行事原则，试图弥补两派人物裂痕，但又两头不讨好的人物，其本身实在难以担当《宋史》赋予的“奸臣”二字，

退一万步讲，即便有人坚称曾布就是个实打实的奸臣，那我到想要问问：

倘若没有一个放任奸臣当道的皇帝老儿，奸臣又当如何兴风作乱呢？

其实，方志远先生有句话就挺好：

“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他颇为含蓄却又极具讽刺地说出了奸臣的实质：

他们不过是昏君、暴君的替罪羊而已。

翟广路

2023年3月18日 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