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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山海关告急,东北黑土地上熊熊燃起的战火,眼看就要烧到北平。众所周知,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若不妥善安置,文物很可能会在战火中付之一炬,也有可能被侵略者劫掠而走。不论哪种结果,对于我国来说都是重大损失。情急之下,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决定,必须向上级紧急申请,向南方转移文物。谁知就在此时,一群激愤的百姓竟前来阻止:“你们别想带走一件文物!”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易培基就已经和同事们整理了可以南迁的文物清单。如今终于获得了上级的批复,他第一时间带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装箱,准备尽快托运出北平。没想到,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位理事周肇祥却坚持认为,北平不可能被攻陷,不赞成珍贵文物远迁。由于意见得不到其他同事的支持,周肇祥便自行组织了一个民间文物保护协会,试图与易培基等人抗衡。说干就干。他开始聚集城中大批不明真相的百姓,宣讲将文物留在北平的意义,以及文物南迁可能遇到的风险。一场宣讲结束,周肇祥唬得百姓们误以为是有人想趁乱牟私立,转移故宫里的国宝文物以做他用。于是,他们纷纷涌到故宫博物院处,制止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装箱转移行动。易培基见此情形,急得直跳脚。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文物南迁多拖一日,风险可就越大一分。可前来阻止的百姓,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情绪激动,根本不愿意听院长的解释。再加上,故宫工作人员在人数上也处于劣势,就算想用拳头和对方打一架,也大概率没有胜算。再说了,总不能敌人还没打进来,自己人却先打起来。眼看事情即将失控,易培基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动用警力。他立刻致电保安属,将前来阻止的带头人全部抓进警局,暂时解了燃眉之急。张学良也及时赶到,向百姓们晓之以理,这才遣散了聚集的民众。一场混乱,终于被消于无形。为了让文物便于清理和运送,易培基按照书籍、瓷器、字画、珠宝等多个门类,委派了多位专家亲自参与筛选。最终,专家们选出了书画9000多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2600余件……所有文物共打包了13491箱,计划分成四批南迁出去。1933年2月5日,第一批文物终于踏上了南迁之路。由于这些文物太过贵重,运输队走到哪里,日军的战火就追到哪里。一路上,前两批文物就像被老鹰追逐的小鸡,险象环生。最惊险的一次,连转运的火车都被日军飞机炸翻,所幸文物包装精细,没有遭受损伤。第三批,第四批南迁文物出发后,亦是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险象环生。局势安定之时,这批文物已然在外流离长达15年之久。所幸,除了留在南京博物院的少部分,以及1949年流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少部分之外,其它大部分文物均安全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值得庆幸的是,虽经过了辗转的南迁之路,这些文物竟一件也没有损毁遗失,不得不说是一大奇迹。可这份奇迹里,却饱含着无数人的心血,以及易培基本人的清誉和性命。“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陷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
仰恳特赐明察昭雪,则九幽衔感。垂危之言,伏乞明鉴!”
这是易培基在弥留之际,让吴稚晖代交给国民政府的一封陈情书,为自己争取清白。
原来,就在运输最后一批文物时,易培基意外地遭遇了奸人投诉。
素来与易培基不和的副院长张继亲自上书,指控他利用职务之便,意欲将故宫珍宝据为己有。
很快,易培基迎来了检察署的调查,尽管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去信解释,等来的结果却是:
“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
七七事变之后,长期处于舆论漩涡中的易培基含恨而亡,年仅49岁。直到临终,他也没能等来案件的最终判决,实在令人为之叹息。自1933年起,至1949年止,这趟送了16年的“快递”以圆满送达告终,而最终的清点结果也证明,易培基“盗宝案”实乃无稽之谈。
一个人对抗全世界时,总是百口莫辩,好在历史虽静默无言,却终究会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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