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结婚登记降至十年前一半，这“锅”年轻人背不动丨给婚育算笔账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量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作为社会中独立的个体，“负增长”的结论，多数人不以为然。诚然，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包括居民对涉及婚姻生育的观念的认知，以及种种因素的考量。

(相关资料图)

近日召开的郑州市民政工作会议发布数据，2022年郑州全市办理婚姻登记8.85万对。顶端新闻记者了解到，其中全市办理结婚登记55117对，这仅是十年前的一半。

一方面，专家对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渐强；另一方面，网络中贩卖婚育焦虑的大有人在，甚至凡促进婚育的政策一出，大家直呼是为了“割韭菜”……婚育这样的人生大事，究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什么？我们想给婚育算笔账。

顶端新闻首席记者 张逸菲/文 记者 时硕/图

如果法定结婚年龄提前至18岁，你会响应吗？如果全面放开生育，你会执行吗？同样的问题，30年前和30年后，一定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因为社会在发展。

的确，相信很多人发现并觉知，婚姻与生育，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大部分中国人都完全认同的人生大事，从逐年下降的结婚登记数和结婚率就可见一斑。观点不统一很正常，这种结果或许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有产物，但它持续的影响，可能会在当下和未来持续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法定婚龄提前？

2月5日，经济学家任泽平在社交平台提出建议：将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他用数据作论据，称在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这导致“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

事实上，婚育问题早已在近些年的社会面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根据郑州市民政局向顶端新闻记者提供的最新数据，2012年，郑州市结婚登记数为102173对，而在2022年，这一数字为下降近一半的55117对。

2019年到2022年，郑州市结婚登记数只在2021年实现微小的波动，但整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数据分别为71054、61835、62364和55117；而离婚登记数的变化耐人寻味，2019和2020年分别为46103和41321，2021年和2022年离婚人数锐减至之前的一半，分别为24176和21365。

降低法定婚龄提升结婚登记数？可行吗？

有人理智分析，认为降低婚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现在自觉结婚生子的年龄，远高于国家法定的年龄，“原因在于，人们需要时间积攒足够的钱用于结婚。法定婚龄降低，让适婚人处在没有薪资收入的年龄段，催婚不符实际。另外，人们普遍担忧生养子女的成本。”

不结婚少生育，直接给社会带来了人口净增长减少的问题。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人口总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消费需求减弱。在近几年讨论的一切围绕婚姻和生育的话题展开的讨论，皆聚焦一个方向，即婚姻是人口增长的基础，人口增长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原因：婚育成本高和观念改变

现实中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网上时不时也会有婚育的新消息放出，都能在网间引发一波舆论。

近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取消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相关负责人也强调，修订后的《办法》并非鼓励或倡导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而是将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结果上来，回归人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不仅四川，在安徽、广东等地，也已不再将“是否已婚”作为进行生育登记的前提。

网友一方面赞扬上述政策是社会观念的进步，一方面却痛斥政策的出台“治标不治本”，网络间对于婚育的讨论更显“叛逆”，甚至到了凡专家谈婚育，网友就将其定性为“割韭菜”。

梳理众网友对婚育的言论，更多偏向于“利己主义”，例如“结婚失去自由”、“生育使人变老变丑”。

任泽平提到导致我国婚育数据持续低迷的原因，包括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养育成本高、结婚成本高、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发生改变。

这不仅是中国一家的现状，不少发达国家已作为婚育的“先行军”，为我国人口问题提供一种参考。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是尼日尔的6.749%，最低则为韩国的0.874%，中国排名倒数第五。

生育率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在婚育方面走低的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显眼。

低生育率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邻国日本早在60年代就三次成为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根据日本新闻2022年年底的报道，内阁官房长官松野承认，截至2022年9月，日本出生人数达到历史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疫情，日本2021年的结婚数量由60万对下降到50万对，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危机点在于，按照日本最新数据，未来40年才出生约320万新生人口，而日本几千万老年人的养老金，需要用未来这320万人缴纳的税金支付。

出生率低，是否是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必然产物？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耿明斋分析，生育率低，确实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有高度相关性，“从统计的规律可以看出，当一个经济体由中低收入发展到高收入阶段之后，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

欧美国家和亚洲的日韩发展基本都遵循了这个规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当计划生育的管制放松后，生育率并没有迅速反弹，反而继续下降，这也与中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建议婚育并非“割韭菜”

国家发展到不同的阶段，一定面临不同的问题。人口问题始终成为困扰不少国家发展的“老大难”。

今年，中国人口增长到达拐点，死亡率大于增长率，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其中关系密切的又是人口增长，耿明斋指出，“靠存量人口增加消费，效果大打折扣。”

老龄化的影响是老生常谈，“年轻人在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医疗条件好，老年人长寿，养老的压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还会影响劳动力供给。

人口下降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不单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仅拿消费来说，婚恋市场涉及房、车、筹备婚礼各步骤涉及的产业，都能影响经济社会向前向好运行。

鼓励步入婚姻和生育不是“割韭菜”，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常规方式，因为再精妙的仪器也无法应对奇妙的未知，更何况人。婚育观跟随社会发展变化，有40多岁的北京自媒体博主展示自由的生活现状，也有五六十岁的不婚不育者为几十年前的选择后悔。

曾经的不婚主义者曾绍绍告诉顶端新闻记者，自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异类”，她坚持不婚不育的观念，因为她有保障养老的资本，“婚育是个人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随波逐流，不要过分恐慌。”